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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熹起，多人质疑、否定孔子诛少正卯的真实性。但将“恶利口之覆家邦者”与他所讲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联系在一起看，孔子执政搞“以言治罪”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如何，孔子的这些观念言论与周公的对百姓抱怨指责“不敢含怒”、要“永念厥辟”“宽绰厥心”、《国语》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子产的“不毁乡校”相较，胸襟气度之高下立判。（《荀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也载子产诛邓析，非是。子产前522年去世，而邓析前501年被诛。当以《左传•定公九年》中记载为准：“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歂是继子产和太叔之后的郑国执政者。） 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孔子不是也肯定子产的不毁乡校吗？还有人会举例说：孔子不是也曾对鲁定公讲“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会“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吗？这里用得上《尚书•秦誓》中的一句话：“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从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辨和他恶紫色、恶郑声、恶利口来看，要让他自己执政而“不毁乡校”恐怕不容易。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思想文化繁荣融合，也有过几次思想文化专制禁锢。 西周时代出现了一次思想文化繁荣融合，从《尚书》、《逸周书》、《诗经》中看，不仅包容了自古以来和当时各地的思想文化，连敌国殷商的优秀思想文化也兼收并蓄。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极大繁荣时期，战国末期以《管子》、《吕氏春秋》为代表出现了兼采百家之长的融合潮流。（这一兼采百家之长的融合潮流后来被一些儒生贬称为“杂家”。）从《管子》中可以明显看出《逸周书》的影响；从《吕氏春秋》以节气时令为结构的风格中，可以明显看出《逸周书》、《周礼》等古籍的影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战国末期出现的百家融合潮流是在西周思想文化框架中形成的。但这一百家融合潮流被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思想文化专制禁锢所打断。 西汉初期以道家形上学为框架，又接续了战国末期兼采百家之长的融合潮流，这从司马迁父子的论述和《淮南子》中可以明显看出。但被汉武帝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文化专制禁锢再次打断。 唐宋时代今古文经学并尊，政治社会风气相对宽容，经济和思想文化也随之相对繁荣。但明初清代被四书八股、程朱理学的思想文化又一次专制禁锢起来。 人们会说，思想文化专制禁锢是统治者搞的，不能把账算在思想家身上。但为什么不是其他思想而是商韩思想和孔学思想成为了统治者专制禁锢的思想工具呢？ 5、缺乏平民情怀 孔子是很好学、很有学问的人。但有些知识精英高傲、冷漠、轻蔑普通百姓，孔子也有这个毛病。以前曾讨论过，孔子之前的上古传统中有明确的“忠于民”的思想，孔子之后的《管子》《荀子》中也能见到“忠于民”的言论。孔子从未有“忠于民”的言论或思想，而是冷漠、轻蔑地讲：“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人们都熟知这个故事：孔子的弟子樊迟（樊须）向孔子请教怎样种庄稼，孔子答道：“吾不如老农。”又向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答：“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因为孔子认为读书人应该学习怎样管理百姓，而不用学习种地种菜这些“小人”们干的事。（《论语•子路》）孔子这番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语气中的轻蔑感可以说对后来中国人的行为影响是很大的。 孔子对平民百姓的蔑视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有关“小人”的观念上。“小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这个“小人”是为人低劣的意思，但《大禹谟》为古文尚书，这句话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当可靠的“小人”一词最早出处是《商书•盘庚上》中的“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这里的“小人”明显是“小民”“百姓”的意思。周公的言论中有九个“小人”，全都是“小民”“百姓”的含义，如“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康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小人怨汝詈汝”（《无逸》）等等，均无丝毫轻蔑的意思。 到了春秋时代，从《左传》中看，“小人”普遍用于自称的谦辞，如《隐公元年》（孔子出生前约170年）有“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再如《昭公三年》（孔子13岁时）中，晏婴就在齐景公面前多次自称“小人”。春秋时代，“君子”“小人”也用来分指贵族和平民，并不带什么贬义，如《宣公十二年》（孔子出生前约50年）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昭公六年》（孔子16岁时）有“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但那时“小人”也在具贬义的含义上使用，如《昭公八年》（孔子18岁时）有“小人之言，僣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再如《哀公十一年》（孔子68岁时）有“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 《论语》一书中计有24个“小人”，据笔者分析，其中有三个侧重指“小民”、“平民”，没有太大的贬义，这三句话是：“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其余21句都带有明显贬义，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等等。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孔子这里只是讲“卑劣之人”而没有指“小民”，就是说，孔子并不是把“小民”和“卑劣”混为一谈。但在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句子中，如果“小人”不是指“小民”，就会成为同义反复、没有意义；或者我们再退一步说：至少在一部分言论中，孔子是把“小民”和“卑劣”视为一回事。 周公虽然出身于王室、贵族，但颇具平民情怀。他曾对成王讲：“要先知道百姓耕作收获的艰难，这样在身处安逸时，也会知道百姓的苦衷。”（“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讲：“一些王孙贵族生于安逸，不知耕作收获的艰难，不知百姓的劳苦，只知道享乐。”（“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无逸》）他还有一些名言，如：“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等等。 我国上古时代一直有关心平民疾苦、同情弱势群体的传统。《虞书•大禹谟》中即有“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夏书•五子之歌》中有“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意思是：大禹先祖讲，他视天下普通男女同他自己一样）。《商书•汤诰》中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商书•太甲下》中有“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周初除周公外，召公也讲：“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周书•召诰》）。《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等等。 孔子的确有“惠民”思想（见下文），但在孔子的言论中，找不到这类同情弱势群体、具平民情怀的例子。 孔子在权贵面前一直是很谦恭甚至谦卑的。《论语•子罕》中讲：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穿官服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会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会快步走过。（“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见到穿丧服的人站起来，是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对盲人尊重可能是古代人们相信盲人有特异能力，如《国语》中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但见到穿官服的人，虽然年轻也一定站起来，是否有点过？ 孔子对人说话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等级分明的。《论语•乡党》中讲：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能言善辩，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温良谦恭（“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 孔子在国君面前就更谦卑了。据《论语•乡党》，如果国君在场，孔子总是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谨慎小心（“君在，椒错如也，与与如也”）。进入朝廷之门，总是弓腰曲背，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的样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在国君面前，说话总象中气不足的样子（“其言似不足者”），连大气也不敢喘（“屏气似不息者”）。 对孔子的这些举止，当时肯定也有人看不惯，因为孔子曾为自己辩护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 但孔子对非权贵者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有句名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其中的“如”与“不如”显然以是否能成为权贵为标准：年轻人前途远大，怎么会知道他不能成大人物呢？但到了四五十岁还功不成名不就，也就没什么指望了。这倒也是实话，但讲“畏”与“不足畏”却让人觉得有点没必要：无论是“畏大人”还是“民斯为下”都无助于形成健全的心理和思维。 《论语•宪问》中有这样一段：“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这个人均解释为孔子故旧；夷，踞坐，伸开两条腿坐，表示傲慢；俟，待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原壤见孔子来了，还是傲慢地伸开两条腿坐着。孔子就骂他：你年轻时就不知恭顺友爱，长大了也没什么出息，现在老了还不快点儿死，真是个祸害。并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有人解释说这是孔子恨他傲慢无礼，也有人解释说这是孔子跟旧人开玩笑。但这同见了穿官服的人即使年轻也要站起来、“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在国君面前“屏气似不息者”，反差是否大了点儿？周公多次讲“不敢侮鳏寡”（《康诰》、《无逸》），《诗经•大雅•荡之什•烝民》中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孔子熟读《尚书》《诗经》，对这些话可能不感兴趣。 有些尊孔者曾质问说：基督教在中世纪也禁锢封闭，经过改造不也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吗？为什么对孔学就这么苛刻？但孔学与基督教在相当关键、本质的一点上不可比，那就是原初的基督教有相当浓厚的注重平等的平民色彩，而孔子思想中没有。 耶稣时的基督教基本上是平民运动、甚至可以说是草根运动，教徒不分种族和社会阶层，连奴隶受洗后也可以即时被接纳为弟兄。虽然中世纪基督教会官方化，但其原初的平等色彩无法根本清除。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后，很快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他们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无论是总统、富翁还是蓝领工人、失业者，在教堂里都只能互称兄弟姐妹。 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他们也有一个说法：“进了清真寺，都是穆斯林”，无论国王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在清真寺内的待遇完全一样。见报道，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国王或政府首脑向民众讲话时，为了加强说服力，往往说：我不是以国王（或首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穆斯林的身份对你们讲。 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是极为平等的团体，不仅出身穷富贵贱在团体内完全平等，就连出身不同种姓的人在团体内也完全平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对所有人的态度都一样：见了乞丐合掌致意，见了国王也是合掌致意。后来有些僧人和庙宇也沾染了一些等级、势利等世俗习气，但至少在理论上是主张“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的。 这种宗教内的平等感对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双向调节：对富贵权势者来说，这种平等感可以去除虚骄之气；对穷苦贫贱者来说，这种平等感可以增强自尊自信。所以这些宗教在仍然不平等的世俗社会中，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孔学则不仅没有这种平等思想，反而是在原本相对平等的民本思想中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君抑民、尊卑等级、贵贱不愆等观念，加进了或强化了对权势者谦卑、对普通百姓轻蔑的礼数。因此，虽然从整体上讲，孔学应该说还是要优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但他礼教这部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没法继承，也无法改造，只能扬弃。（艾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