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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夷夏之辩是文化立场之辩。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就是该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该民族的自性特质，形成了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一个民族要想保持自己区别于他民族的自性特质就必须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与异族文化交往过程中秉持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立场，就中国而论，即是要坚持以儒家传统为主流的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西两大文化的交汇过程中保持自性特质不至于丧失文化自我。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该民族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要民族文化的慧命不绝，即使为异族所统治，该民族也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中国历史上的元代、清代。但如果民族文化的传统被斩断，即便该民族获得了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独立，其生命力仍将日渐枯竭，民族无所安立，人心无所安立，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将包围着该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如：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狂中苏醒过来的中国人)。中国的文化本位立场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在西方现代科技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势压迫下，经由洋务——维新——新民一一“启蒙”——革命——俄化——世俗化的历史选择而逐步丧失殆尽的。 今天，重申夷夏之辩，就是要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立场，重振文化信心，重新反思“五四”以来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简单粗暴的情绪化的反叛，要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新疏理，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合理资源去回应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去创造现代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则“中西会通”也罢、“中体西用”也罢、“创造性的转化”也罢，都是些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因此，今天重申夷夏之辩就是要强调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在中西文化的交会过程中，坚持以儒家传统，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吸收并改造西方现代文化的合理资源为我所用，而不是抛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代之以西方现代文化。这种以异族文化为本位的立场是文化取代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以夷变夏的主张，这是儒家民族主义者无法容忍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抛弃的文化主张。因此，我们今天重申夷夏之辩首先要进行的是文化立场之辩。 （二）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价值之辩 每一个文化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中逐步演进发展而成的，彼此之间有一种质的区别，它们的产生都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这种“历史合力”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圣人的创造性贡献，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作为文化奠基人的圣哲，孔子、佛佗、耶酥、拍拉图、默罕穆德等等。正是这些圣哲以他们独特的创造性贡献塑造了各文化传统的基本品格和族性特征。人类文明能够在“轴心时代”这一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内同时出现具有文明创生意义上的圣人，我们只能视之为一种“神恩”或“天德”，对作为特定的“文明存在”的人来说，其文明属性是一种宿命。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明属性意义上的的隔膜，这种隔膜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一个特定文化的传统中的人很难完全深入到另一个文化传统之中，因此，在文化的交会过程中就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读。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西文化交会过程中就出现了这种文明的误读现象，这种“文明的误读”一百余年来给中华民族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和灾难性后果。这种误读是一种“势利”性的误读，它是在文化交会过程中形成的以“势”和“利”作为标准去对文化形态进行价值评判从而导致的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和异族文化传统的误读。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前殖民时期，西方世界以坚船利炮行霸道，在后殖民时期则是以跨国资本和新技术行霸道，这种霸道的文化是得“势”得“利”的文化，是强势和自利的文化。但这种强势和自利是建立在暴力压迫，资本压迫和技术压迫基础上的，是一种霸道的强势自利而不是王道的强势和普利。“王道”者何?曰：任德不任力，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之意，儒家文化取得的历时二千年的强势地位所凭籍的是其崇尚仁义道德的文化理念和礼仪文教的社会理想，是其“任德不任力”言仁不言利的王道政治的精神品格，它的强势地位不是以力“打”来的，也不是以钱“赚”来的，而是以德“化”来的，即通过礼乐教化圣德王心，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向异族文化展示出强大的文化精神品格和道义力量，从而取得强势地位。因此，儒家文化的强势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儒家文化的强势是王道的强势而非霸道的强势。 文化的势利性误读就是把暴力手段和利益机制奉为标准对文化进行价值评估，从而得出结论，能“打”的文化就是优秀的文化，能“赚”的文化就是有价值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能“打”能“赚”的文化，因此是具有价值的优秀的文化进步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不能“打”不能“赚”的文化，因而是没有价值的文化，这一价值预设和评判给中国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是否强势还无关大局，但有无价值可就问题严重了。无价值的东西是要抛弃的，而惟一有价值的就变成了普世的，是一切“他者”必须摹仿、效法和“拿来”的。由此可见对文化的势利性误读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性巅覆”。以儒家传统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倡仁义道德、尚礼乐教化，反霸道、行王道，不具备暴力强势，没有侵略性的品格，同时，严守义利之辩，也不具备无原则的利益强势，因而无论从“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利”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都是弱势文化，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然而，绝不能因为它在“势利”标准下处于弱势地位就在价值上予以否定，相反，如果我们重新反思民族的命运及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宝库中寻找到许多对治现代弊端的资源。如果我们能超越“势”“利”标准，面向人类的未来与民族未来进行思考和选择，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还是人类走出现代性黑洞与霸道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力量。今天，我们重申夷夏之辩就是要辩明文化评判的“势”“利”性标准的局限与不合理性，辩明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要让全民族乃至人类都来珍视并取用这一份伟大而精深的文化遗产。 （三）夷夏之辩是王道与霸道之辩 西方现代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本质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现代化在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强势地位就是凭籍这种霸道的品格。在西方文化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自始至终是伴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暴力压迫而进行的，因而，这种文化交往一开始就呈现出“对抗性”特征。就实质而言，中西文化的交往是一个文化殖民化过程，经济利益是这种文化交往的根本动因，文化的交往是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进行的，无论是对航海家、冒险家、海盗还是鸦片批发商和奴隶贩子来说，也无论是对金融寡头抑或跨国公司的股东来说，“东方”都意味着财富，中国不过是块肥肉，说他们是一群强盗一点也不为过。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公开掠夺及隐性掠夺基础之上的。在前殖民时期是赤裸裸的军事扩张和武装掠夺，后殖民时期则是隐性的资本掠夺与文化话语掠夺。前殖民时期的“战利品”及殖民地赋税在后殖民时期变成了“利润”，原来的“掠夺”转化成了后来的“分配”，原来的强迫西化变成了后来的主动全球化，是故后殖民时期的掠夺更具有隐避性、欺骗性和伪善性。前殖民时期的对抗是一种暴力对抗，而后殖民时期的对抗则是一种非暴力对抗，中西文化的这种对抗性特征注定中西文化的交往只是一种来而不往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单向度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处于一种近乎宿命的边缘性地位和被动境遇。这是一个“影响”与“被影响”、“施予”和“接受”的过程，这种文化的交往是一种霸道的交往。今天，重申夷夏之辩，就是要辩明西方文化的“霸道”的本质，要辩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对抗性特征和单向度特征。与此相反，以儒家传统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却是“王道”的文化，任德不任力，言仁不言利，其与异族文化的交往是采取化育来“普利”的方式，即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与非自利的普惠方式，这种文化交往是非对抗性的，它所凭籍的是道德力量与道义力量。重申夷夏之辩，就是辩明中西文化的这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道德与野蛮的区别，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是和睦与对抗的区别，总之，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因此，夷夏之辩是王道与霸道之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