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宋一代，儒学思想复兴，是为“理学”。宋代理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就是消化佛道思想，以重建先秦儒学的主脉。因此，宋明理学的一个极大成就就是引入了佛学的中观思想，重建了儒家的形而上学。因此之故，理与气、道与器、心与性、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重要思想观念，都得以一一展开，成为宋明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而贯穿这些讨论的思想主旨则是中观，即努力调和这些表面上对立范畴间的紧张与对立。不仅如此，宋明儒对于中观思想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论述的焦点则集中于如何看待“一”与“两”的关系。如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论云：“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正蒙·太和篇》），强调“一”与“两”其实是“中”的一本两面。而程颐更是别出心裁地提出有“三”之说：“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老子亦曰：‘三生万物’。此是‘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二程遗书》卷十八）看得出来，这里的“三”其实是“中”的别名。到了朱熹，更将中观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唯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个，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立，表面上看是主张以理为本还是以心为本的对立，但在这表面对立的背后，却有着更深一个层次的思想对立问题，即在中观问题上是强调“两”还是“一”的问题。朱熹既强调理在气先，又主张不能舍气而言理，无疑是要照顾到理与气的对立，因此突出的是“两”。反过来，陆王心学则强调“一”更甚于“两”，因此理气之辨转为心物之辨，认为“心外无理”，主张“即心而言理”，实际上是认为可以用一心来涵盖性与心、气与理以及形上与形下的对立。而到了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则又提出“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天下之变万，而要是于两端，生于一致”（王船山：《老子衍》），试图重新调和程朱与陆王在中观问题上的对立。 明清之际，方以智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认为“一不可量，量则言二，曰有曰无，两端是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东西均·三征》）。这已明确提出“一”与“二”是宇宙事物变化的辩证法，而有与无则是这宇宙辩证法的展开与具体表现形式。有意思的是，他还强调“三”，认为“两中一贯，举以明三”（《东西均·开章》）。他说：“一不住一，故用因二之一，以济民行；因二剔三，而实非三非二非一也。”（《东西均·反因》）这里用“三”来对一与二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概括，说明一与二是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三”又是宇宙本体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已包含了“一”与“二”）。总而言之，方以智的《东西均》将“一”与“二”专门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来加以把握与讨论，并且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中的中观思想作了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中观思想之集大成。 四、中国哲学中观思维的特性 以上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观思维理论作了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中观思维贯穿中国哲学的始终，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关注与讨论的问题又不完全相同。先秦哲学是中观思想的孕育期，这一阶段对于中观思想的讨论还处于比较朴素的阶段，对于中观思想主要是结合具体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政治哲学的内容来展开。魏晋时期，对中观思想的讨论开始上升到较为抽象的水平，对体用、本末、有无等中观的基本观念作了理论探讨。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中国大乘佛学吸收了印度佛学中的中观思想，提出了中国自己的佛教中观思想理论，天台宗和禅宗可作为其代表。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观思想之集大成，其主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本体论上的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以及道德哲学中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问题；在此基础上，不同学派的哲学家都提出了其关于中观的独特思路与理解。 （一）玄有性 在这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中观思想中有贯穿其中的一条主要思想线索，这就是中国的中观哲学始终关注的是无与有的辩证法：认为有可以是无，无可以是有；但最后其落脚的重点却在于无，主张以无驭有，以无为本，以有为用。这种重无更胜于重有的中观思想，可以称之为“玄有性”。 以儒家为例，在社会政治哲学中，“内圣”与“外王”分别对应于“无”与“有”，而它虽然提倡内圣与外王，但却以内圣为主、外王为辅，甚至认为可以从内圣推导出外王。因此，孔子主张德治，孟子心目中的“王道”的思想核心是“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梁惠王上》）。到了宋明儒，更将《大学》中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的由内圣而外王的政治哲学思想发挥至极致。至于儒家的人生哲学，亦是重无胜于重有。尽管从表面上看，儒家提倡事功，主张积极入世与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但在更深层次上，却认为这种外王仍然是落实到内圣。换言之，儒家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包括“为己”与“为人”两个层次，称之为“为己为人之学”，但分解来看，“为己”是更为根本的，而“为人”也是为了成就自己，是为了个人的道德的自我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孟子反对“行仁义”而主张“由仁义行”，并且认为道德践履的最高目标与思想境界是“知天”与“事天”的道理。至于宋明儒，更将先秦儒家的这种为己之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宋明理学，其思想的重心就落脚于对“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这说明对于宋明理学而言，具体的道德实践必须体现其道德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