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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张居正天性聪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7岁中乡试举人，年22岁成进士，随之入翰林院作编修官整7年。明朝翰林院为国家储才重地，才高博洽之士咸集其中。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讲求政典，熟悉国情，博览群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久不得志，遂归田修养6年，至36岁复出仕，历任右春访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太子侍读、翰林院学士等官。隆庆元年(1567) 入内阁，时年42岁，为内阁大学士，兼管部事，先后与徐阶、高拱、李春芳等大臣共同辅佐穆宗六载。明神宗即位以后，升为首辅，独掌国柄10年。在此10年中，他以诸葛亮为楷模，辅弼并教育幼冲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居正执政期间，有鉴于明中叶以来君主荒怠，权臣专擅，宦官干政，贿赂公行，政风大坏，道德沦丧，土地兼并，国防废弛，吏治腐败，财源匮乏，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与互相倾轧等局面，提出并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史称“张居正变法”。这场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诸方面，取得了成就，使海内肃清，国防巩固，国库充实，“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张居正既是一代政治改革家，又是杰出的宫廷教育家，在辅弼幼主时，一值精心辅导神宗的政教学习，培养其德性，开发其智识，训练其才能，并精心编纂了大量的宫廷教学教材，如《历代帝鉴图说》、《四书直解》、《经书直解》、《通鉴直解》、《谟训类编》、《大宝箴注》、《贞观政要解》、《女诫直解》等。同时在改革运动中，大力整顿官学和学风，推动了明中叶教育的发展。在长期政治与教育实践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教育著作和政论文章，经后人整理汇编成《张文忠公全集》行于世。 《张文忠公全集》(原名《张太岳文集》)。该书由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将其各类著述编辑而成，共46卷。其中奏疏13卷，书牍15卷，文集11卷，诗6卷，《女诫直解》一卷。奏疏前11卷，书牍前13卷，均为张居正入阁前的作品。有明万历年间的最早刻本，清代收入《四库全书》明代邓氏刻本增有《行实》一卷，后陶文毅刻本再增原序一卷。1935年商务印书馆经校点后，收入《万有文库》丛书。 《张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学术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它对当时中国所有的主要学术，几乎无所不包，有法家的、兵家的、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学术。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民为邦本，固本宁邦”，对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进行改革，实以法为治，以德为教，选用贤能，整顿吏治；在学术思想上，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谈无实，以为“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在经学方面提倡“信心冥解”，要有创造性的独立见解，反对“训诂之习”，倾向王阳明的“心学”，“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 。主张“学在师心，不蕲人知”。认为识得“心体”只是“本觉妙用”。在教育思想方面，强调教育作用，主张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经世致用，若“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同时还认为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应当辅之以法治，使德刑相济，“教化不行”，“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教育在于培养国家有用人才，对于“别标门户，聚党空谈’的书院讲学要严加取缔，并毁掉书院以巩固各级官学教育。同时他要求加强官学教官考察与管理，并通过考核，裁减那些寄食官学且不学无术的生员，严惩“学霸”，乃至社会学者名流，只要他“以盲乱政”，攻击改革，则“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主张改革科举取士以出身论人才的传统作法，要求根据士子的实际才能和政治立场选用人才，唯才是举。在教育内容上，其思想倾向于实用之学，同时亦注重理学教育传统，强调《四书》《五经》的学习。 《全集》中论述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文牍以及论学书等很多，其较有实际影响的有《辛未会试录序》、《学农园记》、《宜都县重修儒学记》、《示季子郁修》、《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答宪长周友山讲学》、《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答罗近溪宛陵尹》、《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等名篇。以下分述评介。 （一）《辛未令试录序》，此篇作于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时张居正任内阁大学士，出任是年会试主考官，他在拟定考题之后，又亲自写了三篇标准答案(即程策)以示范诸生。考试完毕，遂写此文呈报，陈明他考试取士的经过和取士原则。该文指出：“试题必明白正大，无或离析章句以为奇异，无或避忌趋好以长谀佞。掄文必崇尚雅正，无或眩华遗实，以滋浮靡。有能综览古今，直写胸臆者，虽质弗弃，非是者虽工弗录。”主张以朴实无华的学风养士，并以是否有独立思考与见解来判断答卷和藉此取士。以为朴实之士可作为“帝臣”，“其尚一乃心，端乃志，毋作伪以乱真，毋矜名以示异，毋窾言而不中其实，毋诡故而不近人情。宁拙而迟，毋巧而速；宁有瑕而为玉，毋以玉而为石。忠信直质以事其上，若是斯可以为帝臣，而无负于今日之举矣。”表明他的取士标准是以忠信直质为尚，文风以直抒胸噫为佳。这对明代初期以来八股考试只重文字、形式的学风是一大突破。该文还指出，士有才而得不到发现和取用，是考官的过失；如果标准既立，规章已明，士不遵循，固守陋习。是士子的错误。强调取士在于朝廷，上行下效，因此改革学风，崇实尚朴尤当必要。 （二）《学农园记》，该文是张居正归田修养时从事农耕的有感之作。它批评世间读书人以稼穑为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为农不足学，故绮衣灿烂，钟鼓僎玉，只知享受，而不知农耕之艰，实际上是真不知耻。该文指出，农耕是生民之本， 自古以农兴国，天下方能有治。如果国家没有农业作为基础，治国安邦无从谈起，社会道德也无以建立。因此主张改变轻农意识，要求读书人关心农事，并以农事作为教育内容。 （三）《宜都县重修儒学记》，该文亦为张居正归养故里时所作。在本文中，张居正充分肯定地方官建立县儒学的行为，并指出地方学校的建立有移风易俗、“整齐人道”、“敦礼义而风元元者”的意义。教育是国家政治之本，“夫教化不行，礼义不立，至于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将无所措手足。当此之时，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乌能梂斯败乎？”并指出，自孔子死后，夫子之学绝，学者溺于见闻，只得其糟粕，至于修身正心的真切笃实之学遂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故“学术之敝，必改而新之”。改革学风和教育，要从“学本诸心”着手，因为训诂词章之习假于外而忘其心，这种心外之学“只见其愈劳愈蔽”，无益于国家之治。 （四）《示季子郁修》，是张居正的家教著作之一。郁修是张居正的小儿子，自幼聪颖过人，但自登科及第之后，忽染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高骛远。有鉴如此，张居正致书责教之，要求郁修除狂习，崇笃实，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学业，养成良好的扎实学风和朴实谦逊的品德。此文情理交融，现身说法，责劝兼施，言真意切，既父亦师，所以为时人所推崇。 （五）《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这是张居正在隆庆四年 (1570)力劝穆宗让皇太子朱翊钧出阁就傅的奏疏。朱翊钧时年8岁，穆宗以为待其10岁再出阁从师就学。张居正力陈教理，以为“人生八岁，则知识渐长，情窦渐开，养之以正，则日就规矩，养之不正，则日就放逸”，并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宫廷有早教传统，而且皇太子的教育关系国家政治大事，故“作圣之基，以豫养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端也。”“早一日则有一日培养之益，迟一年则少一年进修之功”。这种及早教育的观点，在理论上阐述了人与教育的关系，也体现了他以教育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思想。后来，穆宗听取他的建议，并让他担任具体教育工作。张居正在教导朱翊钧(后为明神宗)的12年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提出许多有见地的教学思想。 （六）《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与《答宪长周友山讲学》，此二文是张居正论学书。在文中，张居正提出为学须讲实际，明确表示反对空谈无实的假道学。要求学者“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表明他对当时的讲学所持有的立场与态度。 （七）《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这是张居正推行变法改革时锐意整顿学校教育的政论文章，作于万历三年(1575)五月。作为张居正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其内容要在改革教育，整顿学政。 该文指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学校养士关系国家官僚队伍的建设，加强学校整顿对于改良吏治尤为重要。而学校的治理整顿，必须依靠督学官，即负责地方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教官人员。然而，“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倖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沥，苦于校阅，高坐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这种现象由来以久，以致要想振作，要想改造，举步维艰。有意改革者，未待采取行动，就已被众口所伤，而因循苟且，随风逐波之人，却往往博誉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非但教官系统颓靡致此，“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由此，张居正在该文中提出学校改革，首先要从督学官抓起，并且由中央吏部将天下提学官通行考察，罢庸选能，使其任者称职，然后全面推行学校教育改革。当提学官进行考察调整之后，就该对府州县儒学教官进行考核了。文中指出，由于考贡之法太疏，管理不力，以致士之衰老贫困者始从事教授之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蠹甚矣！”有鉴如此，加强对儒学教官的考核，使学业荒疏、精力衰竭、以及“不堪师表者”统统黜落，以保证儒学教师队伍的质量。 对教官整顿之后，张居正在文中提出了十八条具体改革学校的措施。它包括对办学目的、办学方向、学规管理、教材范围、督学检查、教官职责、学生名额、入学条件、裁减生员标准、学生待遇、学校考试、武学整顿与管理、乡试名额与乡试规定等各个方面。 在办学目的方面，要求以经术造士，儒学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来日之用”，故不许“别标门户，聚党空谈”，或“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招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败坏学风。在目标方面，指出“敦本尚实，行谊著闻”，“孝悌廉让”，是作士的基本标准，“虽文艺稍劣，亦必量加奖进”，否则平日“不务学业”，“败伦伤化”，或造谣生事，则属于开除处罚之列。 在管理方面，要求以明初《卧碑》作为准则，在学生员不许议政干政，不许结众滋事。学习内容以经术为主，“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教材范围包括《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以此“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规定考试，不论是学校内部的考试还是乡试，都必须严加管理，如有考场作弊者，概“问罪革黜。”同时，通过考核促进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如果在校学生考试“不谙文理”，则根据在校时间的长短，予以发配充吏或革黜为民，取销学籍。学生的入学考试，在资格上要严格把关，不许“诈冒籍贯、投充大学”，儒学生员升贡太学，更要务求名实，反复考核。至于校舍损坏，要量工修理，“其斋夫、膳夫、学粮、学田等项，俱要以时拨给，不许迟误克减。”至于武学、社学师生，“一体考校，务求明师责成。” 《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作为张居正教育改革的纲领与措施，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注重从实际出发，严格各种考核督查制度，以整顿学风，端正办学方向，目的明确，管理条例分明而具体，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教育改革经验与传统。该文的全篇思想贯穿了法家的精神和儒家的重人思想。张居正曾在《辛未会试程策二》讲：“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纪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行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该文的教育改革措施多倡法家的信赏必惩，综 名实，强调它的可操作性。据有关历史资料证明，该文的思想和措施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均予以贯彻执行，对明代中叶的学校、书院、学风、教官的整顿，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这是张居正的一篇论学书。该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如学习孔子与现实需要相联系的问题。认为孔子平生所志惟在东周，因其道不行于世，乃修《春秋》以存周代的典章制度，这并非周法独善于前代，而是周礼适合于时世的需要。所以学习孔子，要在遵祖宗法典，修明政治，而不是“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超为高。”张居正指出：“窃以为今之教士，与士之为学，皆不如不谷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后有德于遵孔子之义”，要求学校教育均要以“事上致理”为原则，以实行实学来改造空谈无实、好高骛远的学风。 （九）《答罗近溪宛陵尹》，是张居正与当时著名的阳明学派后学罗汝芳的论学书。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他的学术思想来源于颜钧，是王艮的再传弟子。他主张“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 曾知太湖县，出任宁国府等，讲学于广慧寺、两浙、闽广等地。张居正倾向王阳明心学，但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此论学书中指出：“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知锁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主张学问必须与实际生活、人情物理联系起来，扎扎实实的使学问有用于实际，使学问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因为“道不远人”。据此指出“以见为默证”的方法，是不可信，也是不可取的。 （十）《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在此论学书中，张居正批评“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气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以为学问均须以事物为根本，而事物之理总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理一而名异。因此，学者不应当在言语概念之中做学问，而应当在事物之中求其理，以期有用于世之用。 《张文忠公全集》中还有许多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介绍的。如《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提出学术与教育应以富国强兵为效用，批评时人不知王霸之术，故“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从而使教育只偏重于义理心性无实之谈，于富国强兵了无干系。又如《荆门州题名记》，指出道德的基础是物质财产的丰富，“财赡则礼义生”，后世学者歪曲孔子关于“不得已”才“去兵去食”的观点。不从富国强兵的积极方面考虑礼义和道德修养，相反却从孔子‘不得已”的观点立论，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过份夸大道德教育的作用，以致造成败兵亡国的恶果。在本文中，张居正要求道德教育应以积极态度去考虑正确引导“人欲”，教育要着重于国家的“足兵足食”，同时道德教育必须与法治有机联系起来，抛弃“无欲之教”的陈词滥调，而以“务强为根本”。所有这些，都有革新宋明理学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观的积极意义，故时人称张居正的学术为“新学”。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曾使明王朝政治、经济、国防、教育等出现了复苏，改变了从前的危机局面。但随着他死后，反对派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推翻了张居正的改革，并使张居正的著作不得传于世。直至明末，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统治集团才如梦初醒，期待有张居正再出现，因此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并准其著作刊刻流布。在清朝，《张文忠公全集》多次翻刻，尤其在清末和民国年间，不仅翻刻本增多，而且有单行本相继问世，研究其学术思想的著作也日见于世。如清末民初，著名维新派梁启超则大力推崇，以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称得上的大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家之一。由此张居正的著作及其思想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张文忠公全集》亦被列入国学丛书。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的《明代教育论著选》，选辑了《张文忠公全集》的教育论著数篇。郭齐家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有专节论述张居正的教育思想。（毕 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