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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283—363)，晋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字雅川，自号抱朴子，终年81岁。 葛洪出身于江东土著豪强士族大地主阶级，其祖父和父亲都曾仕于东吴，后来家道中落，“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 早年曾参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因功“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例给布百匹”。 事平后，葛洪萌生退志，投戈释甲，弃官求学，避于洛阳，著书立说，寻求淡泊恬静的生活之道，“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当时的西晋，战事频仍，除农民起义外，还有“八王之乱”及诸少数民族不断内侵，加上政治讧乱，官场争斗不止，洪更生消极隐世思想，恰有“故人谯国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 洪便到广州避乱，然不久其友嵇君道遇害身死，洪深刻体会到“荣位势利，譬如寄客” 。故留在广州常“登名山，服食养性” ，求黄老无为之道，游于山林，修仙炼丹，闭门学道。后东晋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笼络南方士族的政策，念洪镇压石冰有功，“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 又，晋元帝时，“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 但洪一生颠沛流离，政治失意，才志难施，且这时葛洪已至垂暮之年，已无意于官场。于是，致力于炼丹成仙，一心研究长生不老之术，“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 经元帝允许，携子侄到广州，又为刺史邓岳挽留，最终留在离广州不远的罗浮山炼丹修道，“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 直至终年。 据《晋书·葛洪传》载：葛洪曾祖父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来葛洪又师事于南海太守上党鲍玄，鲍玄也是道教人物。“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葛洪初以儒学闻名，后舍儒入道，最终成为一个“尤好神仙导养之法” 的虔诚的神仙道教宗教思想家。其思想以道为主，兼儒、墨、名、法各家之要；同时，为求长生成仙，从事炼丹术，为祛病延年，研究医学。葛洪在我国古代道教史和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 纵观其书，学问之广博，著述之宏富，令人惊叹，内容涉及神仙道教、军事、化学、哲学、医学、文学、教育、历史、天文等各个方面，如《神仙传》十卷，《军事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循甲要用》四卷，《良吏传》十卷，《碑诔诗赋》一百卷，《集异传》十卷，《浑天论》等等，著作总计不下60余种，散失过半，其代表著作保存下来的有《抱朴子》一书，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抱朴子》一书是葛洪的主要代表作，其内容几乎囊括了他所研究探讨的一切问题，是葛洪思想的汇集。他自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实际上，通观《抱朴子》一书，内外篇并非被这么确切地分为道、儒两家思想，全书内容也不仅仅是儒道两家的内容和精神，实则是以道家为主，杂糅儒、墨、名法各家思想的神仙道教理论体系。其中，含容丁宗教、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还有大量的化学、医学、科学实验记录等自然科技知识方面的内容，思想庞杂、内容极为丰富。书中全面展示了葛洪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思想境界，是我们研究葛洪的重要著作和宝贵资料。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道教方术，特别是冶炼“金丹”的过程及方法，从中可看到我国古代人民对化学的初期认识和对药物学、医学的发展状况，是我们研究古代医学、化学、药物学、道教方术，特别是晋以前的道教史难得的资料。 《抱朴子》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内外各篇。葛洪的教育思想有其独到之处，即以道教，神仙内容为主，同时，又援儒入道，儒道并重，并兼综墨、名、法各家之要，最后，内道外儒，达到养生得道与治国治世相结合的目的。 葛洪的总体思想是崇尚道，在论儒道之先后时，他明确指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以本末关系来定轻重，葛洪很明确地以道为重。在葛洪心中，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道。同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神仙思想，故葛洪《抱朴子》中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以这两方面为主，然而，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当时“由印度输入佛教民间的多神信仰又仿佛而偏为道教，然亦不能夺儒家之席，而渐被其同化。” 魏晋时期，思想开放，越于老庄佛理，但在教育思想领域内，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还是由儒家统领，这是中国封建教育的基调，是整个封建社会一以贯之、根深蒂固的教育思想。葛洪也不例外，尽管他整个思想以道为主，并贯穿着浓厚的宗教意识，但这并不影响他把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之一，他把儒家教育思想援引进他的神仙道教思想中，以求教育思想的全面性、现实性和完美性。 《抱朴子》一书所阐述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教育目的 《抱朴子·内篇·释滞》论及教育目的的思想：“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世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这里，葛洪指出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长才者”的理想人才。长才者所需具备的条件：一是“佐时治国”，一是“长生成仙”，二者须得“兼而修之”，认为这样的“长才”对社会而言，可成为“佐时治国”的有用人才，对个人而言，则可成为长生成仙，“凌霄轻举”的神仙。 可见，葛洪的长才者，一方面须是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志之士，这一点与儒家的人才观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培养封建社会的统治人才。他认为国家兴亡，与人才的培养是紧密相联的，他说：“破国亡家，失士者也。” 主张明智的君主应懂得养士、贵士、用士，他把不重视士的人比做“欲致远涂而弃骐騄” 一样蠢，将于事无成，对国家、社会不利，招贤纳才是君主的首要任务，无良才辅佐，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说：“舍轻艘而涉无涯者，不见其必济也，无良辅而羡隆平者，未闻其有成也。……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 把贤良之才比作涉无涯之轻艘，成隆平之良辅，认为是得到太平治世的关键，充分肯定了人才的地位和作用。 另外，葛洪对于养士用士，也提出了看法。把只知用士不知养士的做法，比做“火起穿井”，“觉饥”才“占田”， 他认为不能这样急需一时，用之莫及，而应该把“养”和“用”结合起来，平时就应注意“养”，注意教育培养有用人才，备而无患、强调了平时教育作用的重要性、连续性。 葛洪还强调用士应注意人才的特点，做到扬长避短，任人所长，这样，就能充分发挥人的特长，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做到“世无弃材”。他说；“然剑戟不长于缝缉，锥鑽不可以击断；牛马不能吠守，鸡犬不任驾乘。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矣”。 另一方面，葛洪从其神仙道教宗教立场出发，认为长才者还应懂得“长生成仙”的道教理论和技能。他肯定人只要保精养气，外服丹药，就能成仙不死；而且认为成仙与治国是相辅相承。互有补益，毫不矛盾的，他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 他把人的五腑内脏生理机构与国家统治机构及封建人伦五常相对应起来，以为爱身即爱国，治身即治国，若人人皆能悉心修身，得道成仙，国家就无为而治，自然太平了。这是一种试图把神仙宗教与社会政治合二为一，寻求自然之道与社会政治间的谐和一致关系的宗教治世观念，想把求仙仿道的恬愉淡泊的生活方式溶于一种以平和、安稳、礼治的社会政治之中，以求温和的长治久安之策。 总之，《抱朴子》所言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既能治国佐时又能长生成仙的长才者或说上士，且认为二者兼修，既能养生又能治世，是为人做事之最高境界。葛洪把他所崇尚的古之先圣看成是这两方面才能的完美结合者。 对待治世与仙道，葛洪是有区别的，他以治世为首务，而以长生为次要；以“佐时治国”的才能为其教育目的的根本，而以“长生成仙”为其辅助。他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本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可见，葛洪以为即使是求“长生者”，也是以治理现世，享受真实幸福为先，如若生活美满，社会安定，就无需“求于速登天”。他还明确指出：“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 认为更重要的是生民之事，君臣之礼，得道是为了治国匡世，成仙也是为了更有益于济世。尽管葛洪奢谈仙道之事，表现了其顽固的神仙道教宗教教育思想，然在教育目的方面，并未影响他以培养积极、务实的治国之士为目的的思想。葛洪还一贯主张应按“君臣”之礼、“忠贞”之行、“仁义”之教来维护现行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一切行为规范，在这一方面，其教育目的实质上与儒家教育思想同出一辙。 （二）关于教育内容 作为神仙道教思想家，葛洪对其所要培养的士，提出了包括神仙宗教在内的一系列内容，即以道为主，“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 的教育思想。 《抱朴子》的核心内容是道，道是葛洪一生的理想追求，是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葛洪教育内容的思想里，道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1、道、玄、一。道是“玄而又玄”之道，天地之源，万物之主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 是一种无形无体、朴朔迷离，神秘莫测，但又支配天地万物的力量，“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 学道的目的，是因为道可治世修身，造就上士之才，“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 道是葛洪最根本的教育内容，他认为修道、得道，就可完成一切治世之业，包括理国教化及伦常之功，“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 葛洪认为道是天下之根本，是治世之纲，万事万物，无不受惠于道，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思想也源出于道，抓住了道，也就统领了一切。这里，葛洪不自觉地把儒家教育内容加进了道教教育内容，同时，也不自觉地把他的神仙道教宗教思想纳入了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轨道。 道之源是“一”。他说：“道起于一，其责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之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葛洪的“道”，“一”仍与天地人密切相联，与儒家之天地人三杰共称谓，表现了其道的多层涵义。尽管葛洪认为道恍兮惚兮，飘渺不定，但仍肯定了其可识性，他认为掌握了“道”认识了“一”，人间事一切可达，他说：“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之能知也。” 强调士应该得道知一，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统一，这样的社会与个人才会是至善至美的。 葛洪同时说到了“玄”，玄与道同义，也是虚无飘渺，无形无影，至高极广，至刚极柔，集深，微、远、妙于一体，方圆无矩，来去无踪，然力量无穷，能使“乾以之高，地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 力左天地的神秘的支配者。 葛洪的道、玄、一的观念，实则是一种超乎天地之外的“客观精神”实体，它含混地包括了自然与社会两个不同范畴的运动规律，是最精深博大、统领全畴的。葛洪认为道包涵了诸子各家之要，是真正通神达灵之道，教化治世之方，他评判比较了儒、墨、道、法各派思想之后，认定唯道家之教至明至圣，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偏修；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惟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 总之，“道”是其根本的教育内容。 1．服丹守一，内修外养。葛洪认为修养不仅要得道识一，而且应学会神仙道教的方术，即内修外养──内保精气，外服上药。首先，葛洪从“气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之内修，重点在保精气，因为“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若保养好了“气”，则可以起到“内以养身，外以却恶” 的作用，为此，他很重视气功的修炼，提出了“行气”的方法，认为这是保养精气的最佳办法。此外，葛洪还提出“房中之术”对保养精气也很重要，认为男女之事，调节阴阳，不应禁绝，“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 但他反对肆意放纵，损生害气，认为应适可而止，做到“惟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 保养好“精气”，使之永存于身体之中，以求长生不死。葛洪对于“气”的观念，也反映了当时医学的局限，认为“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所以，葛洪对“气”的有无、好坏相当重视，认为保养精气最为关键，是内修的主要内容，更是其长生成仙的重要方法之一。 其次，葛洪强调外服上药，即服食金丹，他很看重金丹的作用，以为服食金丹，可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认为对于修“长生成仙”的上士，学习炼丹的外养之术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 总之，葛洪认为只要做到内修外养，服丹守一，就能够“长生成仙”与自然相长存，融天道、人道于一体，成为真正的神仙。关于这方面，葛洪著述颇富，除去一些宗教迷信的内容外，其有关的化学实验、医学、药学知识和“气功”“按摩”一类的经验及炼丹的方术等等，对增进身体健康极为有利，而且对后世的体育、卫生保健学说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援儒入道，内道外儒。葛洪意识到，儒家的治世之术，修养之方对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除神仙道教内容外，葛洪认为儒学也是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治世应以儒术，这是先圣之道，祖先之法，并已为历史所验证，若只行刑狱之法，不崇尚道德教育百姓教化，则民不法德，祸乱易生，国家颠覆，后果严重，可见，儒教之重要，自不待言。 另外，葛洪认为，就是从个人修身养性的角度出发，只重道教理论和方术，而没有忠孝仁义的儒家修养，修行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他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好，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他认为儒家的许多名教原则也是修道者行为规范的原则，追求修养的人应能辨清是非，注重行为规范，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做到不越轨，否则，修养之事，只能是徒设虚名，无法达到，他说：“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 这样，葛洪把儒家纲常名教纳入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中，提倡儒道兼修的教育思想。而且，在葛洪看来，儒道本同出一辙，本来就是“殊途同归” 的，二者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包容的，本可以调和一致，达到“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 的目的。 （三）关于教育作用 葛洪认识到教育塑造人，改变人的作用，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邪恶愚钝之陋习，可以教人通达知礼，具有才智，成为社会所需的有用人才。他认为教育的功效是巨大的，甚至可改天工之物性，何况对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呢？他说：“泥涅可令齐坚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应绳墨，百兽可教之以战陈，畜牲可习之以进退，沉鳞可动之以声音，机石可感之以精诚，又况乎含五常而禀最灵者哉。” 葛洪认为培养人才，必须通过教育，就是作为君国之主，也应该学习，才可能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他说：“盖闻帝之元储。必入太学。承师问道，齿于国子者。以知为臣，然后可以君。知为子，然后可以为父也。故学立而仕，不以政学。” 这里，葛洪提出通过学习，达到“知为臣”后才可以为君的思想，强调统治者应具一定的知识水平，具有为君的才智和贤明。他认为国君只有通过学习达到一个国君的标准才可能很好地君国。 葛洪认为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子孙万代的事，一个国家若不行教化，不抓教育，则百姓不辨邪正、真伪，不懂历史的发展规律，智慧不开，没有觉悟，这样的国家离覆灭也不会长远了，他说：“无学术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无所感，假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 接着，他告诫道：“先哲居高不敢忘危，爱子欲教之义。” 葛洪还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功效可以“察往知来，博涉劝戒。” 通过学习，可察诸往事，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免于过错，更可以高瞻远瞩，预见未来。 葛洪对教育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个人发展；无论是君臣培养，还是一般百姓的教化教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关于教育原则和方法 《抱朴子》没有专门的篇章集中地论述教育原则和方法，但其观点散见于内外篇。 1．学而知之，多闻体要。葛洪强调学习态度应实事求是，认真从严，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通过认真学习，才智是不会从天而降的，他说“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网焉，虽勤而无获。” 只有学习能增长才学，使人明智通达，促进发展，他说：“经术深则高才者洞达，卤钝者醒悟。” 同时，葛洪认为学习还要得法，否则也是徒劳无益，主张“多闻体要”，他说：“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 强调学习首先要博，不可偏修，作为神仙道教家的葛洪，首先注重的自然是“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 的道家思想，但同时他也注意“儒墨之善”名法之要”。 吸取各诸子之精华。和儒家一样，他反对“浅尝而止”的学习态度，认为那种“偶知一事，便言已足”， 一知半解，学到一点知识就沾沾自喜的人是很无知的，他贬之为“浅见之家。” 接着，葛洪进一步阐明“虽欲博涉，然宜详择其善者而后留意，至于不要之道书，不足寻绎也”， 认为博闻之后，还要注意“体要”，要“择其善者”重点学习，即告减人们学习应抓住核心，突出重点，学到实际的、真正有用的知识，避免学习盲目索然、流于形式。“道”书很多，但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书，学而无益，浪费时光，反而有碍学识的进取。 2．言以晓易，由浅入深。葛洪认为“书犹言也，若人谈语”，应该“言以易晓”，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这样才有利于受教育者的逐步接受，使其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地领会学习的内容，通晓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并循序渐进地学习到“治国”、“成仙”之才。他说：“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难以及易（观前后文，此句应是由“易以及难”）” 认为由浅入深，由易及难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和方法。 3．固志不苟，坚持不懈。葛洪认为若能“固志不苟，”最终就能有所成就，他说：“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志苟不固，则贫贱者汲汲于营生；富贵者沉沦于逸乐，是以遐览渊博者，广代而时有面墙之徒，比肩而接武也。” 他把学与志联系起来，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若没有志向，毫无恒心，则人们就容易碌碌无为，苟且偷生，或是沉沦于安乐享受，醉生梦死，枉活一世；他认为凡知识渊博，学有所成者，都是能“面墙”苦学，固志不苟的人。 葛洪还意识到立志当年少，强调“务早”，他认为儿童单纯，不易受干扰，少立易固志，而且，从小就立下志向，对人一生的成长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待人长成后，思想复杂，精力分散，不易养成良好习性，他说：“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 这里，葛洪强调教育应从儿童入手，从小抓起，已注意到了儿童早期教育问题。 在志向上，葛洪以抛弃世间烦扰“宽泰自居，恬淡自守” 为乐，追求恬静淡泊的人生，主张融于自然，进入与俗纤尘不染的神仙世界，与“自然相长存”。 4．独立思考，重思慎独。葛洪认为，应形成独立思考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人云亦云，毫无自己的思想，应重思慎独，多加分析，多动脑筋，哪怕对先哲大圣们的话，也不能盲从盲信，而应分析思考，有自己的见地。他说：圣人“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 他认为不应该迷信圣人，即使像周公、孔子一样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常人对于圣人的迷信是无知可笑的，他说：“世人谓圣人从天而坠，神灵之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谓为圣人所不能，则人无复能之者也；圣人所不知，则人无复知之者也，不可笑哉？”！ 这里，葛洪否定了圣人的神灵性，宣称圣人与凡人无大不同，反对人们盲目迷信圣人先哲、鼓励积极思考，自己分析，这在当时是难得的。 5．因材施教，不强不抑。葛洪吸取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认为这是一条施教的良方。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因材施教，他在《抱朴子·外篇·喻蔽》中用治病比喻教学说道：“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教学如治病，治病应对症下药，教学应因人施教；教学如行路，目的地不同，道路不同，教学也不能千篇一律，而应因人而异，灵活掌握。 他说虽然“物有似而实非，若然不然”难分难辨，人更是“知人果未易”，难以认识了解，但只要做到“玄鉴幽微”， 细心洞察，就能逐步“知人”了解学生。为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行品》中特地例举了学生的十个“难分”之处，以供参考，特别提醒注意学生之内外、言行的不一致，如有学生“颜貌修丽，风表闲雅”，“然心蔽神否，才无所堪”，此是“难分之一” 等等，认为应抓住学生本质性的东西，以便更有效地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葛洪还强调教学应掌握时机，及时施教，方法上也应注意不强不抑，适时得当，他说：“不饥勿强食，不渴勿强饥” 对不同的人，尤其是学习基础不一样的学生，要分别对待，针对其特点进行教学。 6．举善而教，众术共成。葛洪赞同孔子“举善而教不能” 的思想，说：“举善而教，不仁者远矣，” 主张榜样教育，以能教不能，以仁教不仁，以榜样的影响带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特别是儿童，正是成长发育的关键时刻，要注意把握其方向的选择，环境和影响对他们尤其重要，所以他说应“选朋友以象成之，择良友以渐染之。” 选明师为其榜样，使儿童有学习的模范；选择良友，给儿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其浅移默化，得到好的熏陶，他还进一步指出，对儿童要“督之以博览，示之以成败，使之察往以悟来，观彼以知此”， 让他们从小就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开阔视野，融会贯通，使其明智通达，而且既能服务于现实，又能预测未来，其认识是深刻的。 葛洪认为学习环境很重要，在教学过程中，群体教学比个人苦读效果更好，他说学习如“琴瑟不可以孑弦求五音”，而应“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 群体教学一是可以引起共鸣，相互交流，各有获益，另是可以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全面发展，以达“共成”。 7．防微杜渐，及时修正。他认为教育工作应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从细微处入手，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不能忽略小毛病，任其发展，那样就会因小失大，造成严重后果，他说：“夫百寻之宝，焚于分寸之飙；千丈之波溃于一蚊之穴，何可不深防乎？” 麻痹大意，因小失大、已为前车之鉴，故应深防微察，及时改过，否则，如亡羊补牢，追悔莫及。他说：“是以至人上士，乃施乐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败之后，” 明智的做法就是宁可防微杜渐，及时修正，杜绝恶果，而决不追悔修补于惨败之后。 总而言之，葛洪是一个神仙道家宗教思想家，其思想以神仙道教内容为主，其主要著作《抱朴子》一书，尤其是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和有多种方术的包罗万象的重要著作，其中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属于神仙道教宗教教育思想，但也体现出多重性。其教育目的是培养既是神仙家又是治国者的多方面才能的“长与者”；其教育内容包括了神仙道教及各诸子学说；其教育原则与方法基本上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教育观点，体现了对文化的承继和发展。（邓彤）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