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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是思想的独创性。太史公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先秦诸子都是以治天下为己任，他们面对的虽然是同样的问题，但由于立场不同，所见不同，其主张也各自不同。“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多功。”（同上）司马谈对诸子的评价大体不错。从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诸子百家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但他们的思想都是独立的创造，决不重复别人，也决不依傍别人。并且，诸子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原创性的，诸如孟子的“四端说”，荀子的“化性起伪”，墨子的兼爱、非攻，老子的自然无为，庄子的齐物、逍遥，法家的综合名实，阴阳家的世界图式，名家的辩名析理……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出现。诸子虽然也经常引用《诗》《书》等古代典籍中的话，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阐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解释古代典籍，也不是依傍古代典籍而立说。 第三个特征是思想的实用性。牟中三尝说，《论语》的精义是践仁知天，《孟子》的精义是尽心知性知天，好象先秦儒家也和宋明儒家那样只是在谈天道性命。其实并非如此。先秦诸子（包括儒家在内）倾心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问题，诸如分裂的天下如何重新统一，动荡的社会如何重新安定等等。他们的学说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创立的。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主张仁政，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统一天下）”。荀子主张隆礼敬士、尚贤使能。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法家主张务法不务德，任数不任人。老子主张无为。庄子主张在宥。他们所讨论、所关注的无一不是社会实际问题。就连被人视为不着实际的名家，也是为了“正名实以化天下”。 从春秋末至汉代初，子学时代延续了四百余年。“‘自武帝初，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前汉书·董仲舒传》）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又需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7 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把汉武帝之后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时代中只有经学，而是说这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要受制于经学。“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各家各派，尽量发表各自的见解，以平等的资格，同别家互相辩论。不承认有所谓‘一尊’，也没有‘一尊’。这在中国历史中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最高涨的时代。在经学时代，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典籍，已变为‘经’。这就为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树了标准，建了框框。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人们即使有一点新的见解，也只可以用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习惯于依傍古人才能思想。好象是两腿有病的人用拐杖支着才能行走，离了拐杖，他的腿就不起作用。”8 魏晋玄学是道家对独尊儒术政策的反弹，也可以说是子学对经学的反弹。魏晋时期，王弼、郭象等人诠释《老》、《庄》，使道家重新崛起，史称“新道家”。新道家反对名教，崇尚自然。因此许多人都说，魏晋是一个解放和自由的时代。实际上这种反弹从一开始便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打压，魏晋时期的“自由”与先秦时期的自由是无法比拟的。何劭《世说新语·文学》说：“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言语》说：“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问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魏晋名士由衷敬慕老子、庄子等人及其思想，但却不敢把老、庄置于孔子之上，还须在表面上称孔子为大圣，称老、庄为中贤。更有甚者，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被司马氏借故杀了头，阮籍被逼佯狂，向秀被迫“容迹”……试想，比他们更为“放肆”的庄子何曾遭到过这样的迫害？庄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尚未统一，汤武周孔尚未被奉为圣人，儒家还未被定为一尊，因此他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说。魏晋时代是天下一统、儒家一尊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仰慕老庄，向往自由，但最终还须萎缩在名教中寻求“乐地”。 由于失去了思想和言论自由，魏晋玄学一步步沦为清谈。9所谓“清谈”，也就是谈论一些不着实际的话题，诸如养生、言意、声无哀乐等。所言不着实际，使名士们可以避免政治迫害，但自八王之乱以后， 他们又开始被追究清谈误国的责任。 宋明道学属于儒家。按道理说，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而实际上儒家的思想也受到了限制。汉儒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一方面鼓吹国家的大一统，另一方面又大讲灾异、谴告。大一统思想符合统治者的口味，他因此也受到了景帝、武帝的尊敬；谴告说企图以神权制约王权，于是他便被打入了冷宫，吓得躲起来不敢再说话。自董子之后，没有哪个儒者胆敢再对政治、伦理等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说三道四了。不敢谈外王，只好谈内圣，于是宋明道学便去讨论孔子所罕言的“天道”“性命”。 魏晋名士尚清谈实属不得已，宋明道学家空谈心性似乎是他们的自觉。朱熹就曾告戒他的学生：“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求，不亦误乎？”10“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1不谈王说霸，不讲经世致用，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醇儒”，程、朱、陆、王等人就是以这样的“醇儒”自居的。 冯友兰先生指出：经学时代的学术，其思想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依傍前人，如董仲舒之依傍孔子，魏晋名士之依傍老、庄，宋明道学家之依傍孔、孟。他说：“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子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12为什么会如此呢？冯先生分析说：“盖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有根本的变化。及秦汉大一统，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