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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修习儒学究竟有什么作用？现代社会还需要儒学吗？显然，儒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表明，这些问题关乎儒学的本质性推定。虽然如此，如果以中国现代主流思维方式推定儒学的本质性，将步入思想误区，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歧解，表明了这一点。在思维方式被异化的现代语境中，虽然因当代产生的文化问题致使出现各种思潮而鼓吹儒学的复兴，但由于不理解孔子所纂经典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不能在整体上理解儒学的思想原理，其结果必然是思潮迭起，各取自好，儒学为天下裂。所以，正确理解儒学的本质，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六经之首的《易》为立论根据，兼及《论语》，以论证儒学的基本性质。本文认为，孔子所纂六经所阐扬的儒与儒学，是在对古代文化转化的基础上推定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化成天下的根本之学。儒学理论表明，儒学的主体是君子，只有造就君子儒，才能实现儒学的理想。也就是说，儒学是君子的学问与实践，儒学通过培养君子去实践其理论；培养君子是儒学的基本目的并通过君子儒实现儒学的所有理论目的。所以，余认为，儒学的基本性质是君子之学，因此称君子儒学。君子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是儒学合内外的统一，君子务本修身，兼善天下，是儒学的根本目的。 一．“儒”与“儒学”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可见，自孔子之后，儒学因“真伪分争”、“纷然淆乱”而异化，虽有汉儒重订，但因自好而篡，失落了孔子之道，至今已二千余年。所以，应当对“儒”与“儒学”正本清源。《淮南子·要略》认为：“……成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析稃，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候。成王即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按《要略》所论，儒之为师，乃“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移风易俗、行教化之道者。孔子上承周公，修其篇籍，开儒学之端，乃正本清源而承续中国文化传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故曰博而寡要，老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百家弗能易也”。太史公此论，显然没有把握孔子儒学“一以贯之”的体系性和本质性，仅以“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裁论儒学，乃失儒体而弊于用也。《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武文章，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此说认为儒原为司徒之官，后以修习孔子儒学而助人君之教化，与《要略》所论相异，盖指儒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礼记·儒行》中有对儒的推定：“儒有不损获于贫贱，不充讪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乃盖指儒者以道为德，特立独行的品格。 章太炎说：“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关于达名之儒，章氏认为“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阬儒”；“‘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关于类名之儒，章氏认为“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关于私名之儒，章氏认为“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国故论衡·原儒》）可见，《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论儒，乃私名之儒；《说文》解儒，乃章氏所论达名之儒，是谓“知天文占候”之儒，乃传于古代史巫而流为术士，与类名之儒和私名之儒不尽相同。而类名之儒和私名之儒之区分，显然在于学统，即游文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所以，儒与儒学的区分，在于承载文化的儒者有自在和自为之不同，自在之儒，术士也；自为之儒，六经之学也。由于汉代以后儒学成为主流，一般均以孔子开创的学统称儒学，把修习儒学者称为儒者或儒家。胡适说：“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说儒》）。冯友兰认为：“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冯友兰：《原儒墨》，附录于《中国哲学史》下卷第5页，中华书局1961年4月新1版），可见，冯友兰把职业之儒与先秦儒家区别开来。“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之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生活”，（冯友兰：《原儒墨》，附录于《中国哲学史》下卷第28页，中华书局1961年4月新1版）显然，冯友兰这里所说的儒乃章氏所说类名之儒，与私名之儒即孔子儒学无关。而章氏所论，私名之儒于现代已无存也。然而，问题在于，私名之儒今已不存，师儒业已异化为非儒之师，那么，儒学于现代之复兴，主体应该是怎样的存在方式？即现代儒家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自己的存在、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才是问题关健之所在，而这一问题即儒之所是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说，儒学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既决定了其价值承诺，也决定了儒家于现代的生存方式。因此，现代儒家的定位不是以章氏所论“师氏之守”所能及，而这不能不是影响人们误解儒学的原因之一。而问题更在于，以上所论儒者，并没有显其本质。因为孔子早已以“君子儒”与“小人儒”进行了对儒者的区分， 所以，以儒学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推定儒学的基本性质，解决儒之所是的现代性问题，则不能不回到孔子。 孔子自觉的承继中国文化之道而开儒学传承，是由于对文明与文化的理解。孔子所处时代，“礼崩乐坏”而天下无道，为了力挽狂澜而周游列国，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奈何天下之大却无明君，“博学而无所成名” （《论语·子罕》）的孔子概叹“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论语·公冶长》）甚至“欲居九夷” （《论语·子罕》）。然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所以，怀道不遇的孔子，即使身处险境，亦以传道与生命合一，“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责任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故“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而对古代文化正本清源，修纂文献，“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自觉承担了文化传承之重任，把传于周代的大量文献，修纂成儒学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问题是自史迁始，把“六经”之用称为“以备王道”，自汉代开始，儒学为“王道”独尊，已悖离了孔子纂经之用意。孔子因王道衰而“文不在兹”，是为了后世“得与於斯文”，成六经而“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并不是为了恢复王道。那么，“一以贯之”而“得於斯文”的不是王道其又是什么“道”呢？研究表明，乃君子儒之道，即君子儒学之道。王道者，乃古代政治体制。对应于王道，在君子儒学中乃为君子政治，反之则为小人政治。孔子仕鲁乃至周游列国，推行的不是王道政治，而是君子政治。君子政治与春秋百家之学的政治截然不同，其不重刑罚而重君子道德，以道德为主体、以法律为疏导，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而做为君子儒的修学方式即儒者的基本存在形式，则与孔子的行为方式统一，即“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秦伯》）此乃孔子亦即君子儒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孔子以此对儒者进行了区别，理定了君子儒学的基本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