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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2010年12月7日的一则报道让曲阜教堂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官方本是正面宣传，不料却激起民间轩然大波。以十位知名学者联合签署反对书为开端，一些“儒家文化信众”在互联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其余响至今未歇，以电子期刊发送的《儒家邮报》特辟“曲阜建耶教大教堂专辑”，到2011年1月16日已出至第八辑，而在呼吁停建教堂的意见书上签名的名单也越来越长。有评论认为，本次事件发挥了动员儒者的作用，并断言，在未来岁月中，儒者将会趋向活跃，儒者的进攻意识将会逐渐增强，而这可能搅动目前中国的宗教场域。在诸多宗教中，儒者很有可能成为宗教紧张的引发者。西方媒体（如美联社）从中则不无忧虑地观察到中国蓬勃的民族主义。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就在这些儒家（儒教）人士慷慨激昂地向“曲阜市政府、济宁市政府、山东省政府、中央政府”提出“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意见却一直未得到有关当局正面回应。 可以看到，无论是反对曲阜兴建大教堂，还是欢呼天安门边上竖起孔子像，没有什么比政府的一举一动更牵动这些儒家（儒教）人士的神经。相比之下，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民间获得巨大扩张的基督教与佛教，对政府的行为一贯保持低调的口径，即便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处于漩涡，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没有作出任何强烈的反弹。 何以儒家（儒教）比其他宗教对政府表现出更强的路径依赖？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从本质上，儒家（儒教）就不是一种草根阶层的民间信仰。作为民间信仰，儒家不愿也不能。 众所周知，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至少表面如此。虽然在古代，儒家与佛、道合称三教，但在大多数时候，儒家因为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密切关系而实际地位远远高于佛道两教，儒家也因此从不把自己看做像佛道那样的宗教。这个情况，当明代中叶传教士利玛窦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立刻就观察到了。最初，利玛窦根据自己的欧洲经验，以为僧侣地位很高，所以以僧侣的面目示人，中国人也习惯性地把他当作一个从西土来的 “洋和尚”。很快，利玛窦发现，在中国受人尊重的不是僧侣，而是那些儒生—“士”，他就改变装束，跟儒生打成一片，随后得以进入中国社会主流，他自己也被中国士人尊为“泰西儒士”。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儒家的地位下降到跟佛、道，还有外来的耶教（聂斯托里）、回教一个层次，都需要到政府那里登记注册，所谓“占籍为儒”，成为一种特殊的“儒户”，与其他宗教徒一样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然而，即使是在元朝，由于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最后也促成蒙古统治者恢复一度中断的科举考试，并将程、朱等理学家的著作定为考试指定书目。也就是说，在儒家处于低谷的时代，儒者也没有放弃努力，要将其推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