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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很多现代教育制度下的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范式建立的。就学科特征来讲，中国哲学建立的主要标志是其现代哲学模式的确立。正是这一模式的确立，实现了中国传统经学学术向中国哲学的转型。不过，这种转型是依赖于术语这一载体才得以实现的，或者说，是传统经学术语系统向现代哲学术语系统的转变承载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因此，如果说“问题意识”和“内在结构和旨趣”的变化是中国哲学学科得以建立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术语系统的建立则是这一学科得以建立的承载和支撑系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术语系统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这个术语系统。因为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内在结构和旨趣”，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在这些语言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术语。所谓术语，是指学科的专门用语；而哲学术语，即是哲学学科的专门术语。下面，作者拟通过研究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来映现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及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种情形对于今后中国哲学术语建设的启示。 一 就中国哲学学科来讲，其术语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是古今中外哲学学术在交流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就史学的意义来讲，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来源。 其一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承。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下很多学科都是直接从西方“成建制引进”的，如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地质学、人类学、核科学等。与“成建制引进”的学科不同，中国哲学虽体现出借鉴、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但它的内容却是在描述中国哲学的演进历程，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特点。因此，中国哲学学科虽产生于近代西方学术的冲击，直接得益于西方哲学的规范，但这一学科并不是“引进”的。因为历史上中国哲学所缺少的只是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形式，而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身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冯友兰指出:“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1]“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2]事实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只是取了西方哲学之“形式”，而内容和“质料”依旧是中国哲学的；把中国哲学的材料依着哲学的规范赋予其形式，这就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实情。 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的主要术语依旧是中国学术所特有的。比如，“仁”、“义”和“忠”、“恕”这两对术语就不为西方哲学所具有，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到现成的对应内容。关于“仁”、“义”的含义，冯友兰写道：“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3]“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4]关于“忠”、“恕”的含义，冯友兰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5]对于这两对术语，虽然我们可以翻译为benevolence、righteousness和faithfulness、forgiveness，但其意涵毕竟缺少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意味，因此这些翻译常常被西方哲学家误读。“体”、“用”这对术语也是如此，它们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特点的一对范畴，不过同样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出与之完全相当的术语来。 之所以在西方哲学中难以找到对应的术语，原因在于这些术语是中国本土学术所特有的。从史实上来看，从中国本土学术直承下来的术语构成了中国哲学术语的主干系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阶段来取得证明。以儒学为例，其主要阶段的重要术语大致如下：在先秦至汉唐间，原始儒学之基本术语为“仁”、“义”、“礼”、“智”、“信”、“忠”、“孝”、“节”、“诚”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重要术语则演变为“理”、“气”、“心”、“性”、“良知”、“意”、“工夫”等。到了明末清初以后，儒学的主要术语是“理”、“气”、“本体”、“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基于对儒学的整体性研究，有的学者还从历史源流上梳理儒学本有的术语系统，将其定位于十个基本术语，即“天”、“道”、“理”、“气”、“心”、“性”、“仁”、“知”、“变”、“神”等。[6]当然，就中国哲学之整体来看，其术语远不止这些，至少它还应包括道家之“道”、“无”以及中国佛教之“空”、“性”等非儒学的术语系统。不过，仅就儒学即已可明显地看出，无论是分阶段的儒学术语，还是整体意义上的儒学术语，它们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接承继。 其二是佛教哲学的影响。除了中国本土学术固有的术语系统之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为久远的外来哲学当属佛教哲学，以至于后来产生出本土的中国佛学。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其说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影响久远，不如说佛教哲学直接参与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建构过程。在汉代后期，佛教即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佛经开始大量翻译进入中国。最早将佛经进行汉译的是东汉时的安息国[7]太子安世高（约公元二世纪）。另外，“三支”（支谶、支亮和支谦，约公元二世纪）师徒以及竺法护（约231-308年）等佛学大师都对佛经的汉译做出了贡献。佛经在最初的翻译时采用的是“格义”方法，即用类比方法以中国古典学术尤其是道家本有的术语来解释佛教术语。由于忽略了中国古典学术与佛教义理上的差别，“格义”方法往往很容易造成曲解或误译。到了公元五世纪前后，随着佛经翻译数量的日益增加，佛教义理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此时佛经的翻译慢慢地有所改进。比如从印度来的鸠摩罗什（343-413年）等佛学大师虽一仍大量借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和“无为”等，来表达佛学的观念，但他们的翻译与以前之类比已有不同：后者所强调的是语词的表面相似，而前者则开始注意到中国古典学术的习惯与所译介观念的内在联系。[8]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入，大量的佛教术语传入中国。佛教术语传入中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术语系统。甚至可以说，由于佛教传入后与中国儒道思想相结合，中国文化自此开始了一个新传统，而这个新传统是以一大批佛教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为标志的。比如，“佛”、“塔”、“魔”、“菩萨”、“色”、“空”、“苦”、“世界”、“时间”、“空间”、“实际”、“绝对”、“相对”、“执着”、“知识”、“唯心”、“因缘”、“忏悔”、“轮回”、“报应”、“涅盘”、“解脱”、“真谛”、“顿悟”、“禅”等术语均来自佛教。目前，上述很多术语已深入到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当中，以至于人们很难觉察到甚至很难查考到它们是外来术语。 其三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术语译介引入运动：第一次是上述之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印度佛教术语的译介引入，第二次则是近代包括日本翻译和直接译自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第一次源于佛教哲学，第二次则源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印度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影响最为久远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为巨大。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学科是依着西方哲学的规范建立起来的，而且也表现在西方哲学术语的大量译入。明代万历以后，西方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年）、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71-1618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等先后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学术传教的办法，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来吸引中国士大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教。重要的是，这些传教士还与中国的士大夫相结合，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文化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旧译《灵言蠡勺》）以及讲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寰有诠》、《名理探》、《穷理学》即是在此期间被译介引入中国的。这是第一批译介引入中国的西方哲学著作。自然地，这些著作在译介引入的同时也译介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学术术语。然而，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中断。 到了19世纪初叶之后，又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来的不是旧教传教士，而是美国和西欧的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等。这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也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如徐寿、华蘅方等，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设立“同文馆”，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开始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些西方学术术语被译介引入到中国。比如，“权利”一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对英文right的译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译介引入的术语大多为一般的学术术语，纯粹哲学术语的翻译是从严复才开始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的《原富》、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的《法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群学肄言》、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的《名学浅说》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8年）的《穆勒名学》。严复关于西方学术的重要译著有八部，因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故常被称为“严复八译”。严复对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国维说：“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9]在严复之后，近代中国出现了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的《新工具》、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的《社会契约论》等一大批哲学名著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据统计，仅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到1911年10年多的时间里就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著作近40部。伴随着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大量的西方哲学术语涌入到中国学术界。 其四是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中日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文明作为古代世界文明重要的一支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695-775年）借助汉字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不过，到了清朝末期，中日文化的交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不再是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来中国学习，而是中国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这种格局的变化导源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本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由中国转向了欧美；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转向使日本成为学习欧美而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和启示：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欧美国家；而学习欧美国家有一条捷径，就是向与中国文化有着更多认同感的日本学习。于是，从1896年始到20世纪初叶，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向日本学习的热潮。这个时期，赴日的留学生合计约有几万人之多。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留学生并不是去学日本，而是学日本人所学的欧美国家。因此，日本此时所充当的是中国学习欧美文化的“二传手”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