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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儒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对此，学术界却从未真正追问过儒学究竟是什么。最常见的倾向，是把儒学视为毋庸置疑的完美整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论述均立足于这样一种对儒学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地位的先验性质的肯定。但事实证明，儒学从来就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实体。从历时的视域进行一番考察，将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学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构策略及遭遇的困境，启发我们回到开端，更完整、更全面地把握中华文明与文化传统的本来面貌。本文即就此进行论述。 一、原态生成中的权力话语 从儒学的原生态来考察，儒学并非中国古代文明的自然积淀与结晶，也不是单纯的学问知识的自身积累。相反，在历时悠久的生成过程中，它始终受到封建专制权力话语的参与和操控，从而成为制度化的东西。这是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先决条件。 儒学兴起于春秋末期“学术下于私人”的局势中，发端于邹鲁缙绅先生以《诗》、《书》、《礼》、《乐》为中心的儒术，经孔子而奠基，在原有《诗》、《书》、《礼》、《乐》的基础上增加了《易》学与《春秋》学，扩充为“六艺”，形成专门之学，后又由子思与孟子及孔子其他学生的继承和发展，衍化为不同学派。儒学最初阶段是作为民间的思想、学术而活跃于先秦时代的，其宗旨和治学倾向，庄子与韩非子先后都有专门的论及，秦削平六国后曾焚书坑儒予以禁绝。但秦亡汉兴，儒学复苏，进而受朝廷尊崇而成为正统。从此以后，儒学由私人重新上达官府，取得了官方学术的身份。 当然，官方学术不排除民间知识的私相传授与拓展，可以说这是儒学的双重身份，两者在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互动的。举例来说，六艺之一的《春秋》学，朝廷最初设立的官学先后有西汉景帝时设立的“公羊传”博士和宣帝时设立的“穀梁传”博士，“左氏传”则在民间传习。其后，北平侯张苍将《春秋左氏传》献给朝廷，至东汉和帝时设博士，立为官学。后来《春秋左氏传》盛行，以致替代了“公羊”、“穀梁”二传的地位。这是儒学的民间知识部分丰富并影响官方学术部分的典型事例。 不过在总体上，封建政体的权力话语占有绝对优势，它对儒学的操控不仅仅表现在通过专制政体确立它为学术正统上，还表现在对儒学知识内容形成过程的干预与制约上。元代戈直《贞观政要集论》曾介绍唐初修《五经正义》的情况说：“太宗兴起斯文，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定疏义，《易》主于王弼，《书》主于安国，《诗》主于毛、郑，‘三礼’主于康成，杜预之《左传》、何休之《公羊》、范宁之《穀梁》，皆卓然显行于世，而其他数十百家尽废。”唐太宗任命颜师古和孔颖达主持考订五经的文本与义疏，固然是为汉与魏晋南北朝以来蓬勃发展的儒学作了必要的整理，依据的也均为较优秀的注疏，但在一统化的背后，是更多的“数十百家”儒学成果的全部废除，它们未必就没有一点长处。从此以后，再要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根本不可能。所以史家认为《五经正义》修而五经之义失。 这里所说的《尚书正义》的情况尤其典型，所谓“《书》主于安国”，更揭示出权力话语对知识的强力建构。安国，即孔安国，孔子后裔，汉武帝时人。原先传习《书》经的是曾任秦博士的伏生，他的弟子欧阳生汉初被立为博士，因所用文本据汉隶而改写，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殿，拆毁了孔氏家宅，发现了一批古篆文书写的文献，其中《尚书》比伏生所传多出十六篇。孔安国即据以传授门生，被称为“古文尚书”，但整个西汉和东汉时期都未真正受到重视。后经过西晋末年大乱，今文尚书或古文尚书均已失传。《隋书·艺文志》明确说：“今无有传者。”唐初所见的古文尚书，实乃东晋豫章太史梅颐所造“伪古文尚书”。但唐初统治者直接把这一伪本当成孔安国的真本颁布，玄宗时又改写此伪本，令民间通行朝廷改字之本，旧本则藏于秘阁不使人见，淆乱视听千年之久。 当前大谈儒学的人，却缺乏历史的眼光。他们或是不了解、或是不承认儒学在封建专制权力话语参与下的历时形成，相反把儒学视为一成不变的实体，似乎从孔孟起就已规模毕具，采取的是一种类似“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事实上，经过封建政体下的制度化，儒学不单纯是一门入文知识，并且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科举考试选拔人员组成科层制度（Bureaucracy）的组织枢纽。尽管对儒学本身的发展，我们能够区分出经学、理学、心学、实学等不同阶段，但它从属于封建政体的地位与特征，始终未曾改变。 因此，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不废科举而办学堂，以适应现代化的潮流，甚至弄到连清王朝本身也崩溃时，儒学作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古代科层制度的重要枢纽而趋于消亡，也就势所必然了。许多人都把儒学的消亡归之于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其实随着封建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儒学至多只有作为历史上的一门知识学问才能保有其合法存在的权利，从此之后它只能成为学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打倒孔家店”原是鉴于思想观念相对滞后的复杂情况而提出的，但在当时形势下，未免有将作为知识学问的儒学也一道扫地出门的偏激倾向。 二、近代延续中的不同取向 清末民初，儒学濒临危机而思潮动荡、新说频出。从根本上说，这是它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急措施。绵延上千年的封建帝国因西方列强的侵入而岌岌可危，儒学作为封建政体的意识形态与科层制度的组织枢纽，既对维系帝国的安全与强盛无所作为，又在西方“格致之学”的实用性与实效性前败下阵来，本身就是它虚有其表的权威性的挫败。因此我们看到，在墨守成规已经毫无意义的情况下，儒学试图找到新的支撑点，从而经历了不同方向的蜕变。 儒学维持其自身至尊地位的最初尝试，几乎和确保中央帝国免遭没落的努力同步。这一努力的主要代表是康有为。他一方面倡导维新变法，一方面提倡设立孔教，促使儒学宗教化与信仰化。他撰写《孔子改制考》，推举孔子为“改制教主”，认为孔子制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神明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从孔子出。戊戌变法期间，他不止一次上书清廷，申言“吾举国皆在孔子教中”，建议“令衍圣公（按指孔子后裔）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又专门上了一道《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康有为的做法，无疑把孔子与儒学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将孔子奉为中华文明奠基第一人而抹煞前此悠久的文明积累的同时，又替日趋僵化和丧失实践能力的儒学注入了普世信仰的强心剂，试图在此方面别开生面。 但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并非单纯向往形而上学，相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奏折的文字看，他一是为着便于同来华的基督教教会对等地打交道，包括处理各地发生的教案；二是为着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立变科举八股之制”，要求士子学识“以发明大道为主”，进而“贯串后世，及大地万国掌故，以印证之”②。其背后更高的目的，则是替变法运动赢取思想观念上的制高点。康有为致光绪帝的《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速筹全局折》讲得很明白：“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途，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