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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 ——新儒家思潮 八种思潮 作者：马立诚（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来源：2011年03月18日 经济观察报 还是大陆人厉害。 陈明说：“蒋庆和我以及上海的罗义俊等人都是通过阅读港台新儒家作品而从正面接近传统，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体会和思考的。”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个自了汉而已。 略举几例，看看海外新儒家讲些什么。 唐君毅曾于1957年起草海外新儒家宣言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所谓心性，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道德的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绝对完满和至善”。唐君毅认为，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唐君毅说儒学具有极高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说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但唐君毅也承认，要超越世俗，达到生命人格的至善，“步步艰，处处难”。到晚年，唐君毅时常感到新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慨叹“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他说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论证了儒家三期说，提出儒家三统说和自我坎陷论。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他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说，“仁”是道德的中心观念，是价值之源，理想之源。牟宗三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 “道德的形上学”。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 （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也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是他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实现现代化转化的探索与关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儒家与现代化并非直线因果关系，但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德责任和教育，看重政府的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对东亚实现经济现代化有一定助益。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痛切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 《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他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蒋庆要求 “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是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诗》、《书》、《礼》、《乐》、《周易》、《春秋》这六经，是中国文化总汇。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方能合法”，否则“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 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同时，蒋庆还提出儒教政权应具有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文化传承的三重合法性。 依儒家逻辑，蒋庆反对 “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再看第二条。 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蒋庆在这里强调了 “等级制度”，以及每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早期新儒家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论述了。 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中国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的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 梁先生说：“尊卑是个名份，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