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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类的书籍，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作者的人数不太多，书籍的数量也不太多；内容则多是些神神怪怪的事。即便写到真实的人和事，也多限于贵族、上流社会，很少涉及平民百姓。到了唐代，作者多了一些，书籍的数量也多了一些，内容也扩大了不少，但总的写作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而到了宋代，情况则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这表现在： 1、作者人数大大增加。许多名人都加入到了笔记写作的队伍里来。例如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就撰有《涑水纪闻》。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引陆游说：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 这条记载说，司马光每听到新闻，就要记录下来，写在专门的小本子上，并且还要记录是听谁谁谁说的。因此，当时就有这样的谚语：“有新闻别告诉司马光。”(让他记录下来，谁知道会惹上什么麻烦?)此外，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撰有《归田录》，苏轼撰有《仇池笔记》，陆游撰有《老学庵笔记》，这些都是显著的例证。 2、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大体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或有部分内容保存到现在的这类书籍，约有四百至五百种之多。如果加上已经失传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宋代笔记作者和书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总和。 3、它们的内容则几乎涉及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家庭生活、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宋代社会历史。 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宋代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以前，文学被贵族垄断着，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较低。隋唐时期，开始采用国家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主要是进士科的考试)，促使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不过，唐代一般每年录取的进士至多几十人；而且，唐代的读书人考中了进士，虽然很荣耀，但仅仅是出名而已，并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还得经过吏部的选拔。更何况，唐代的进士考试，并不只看、甚至并不怎么看重考试的成绩，还要看考生平时的文学创作成绩以及考生的社会知名度。显然，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可能均等。 而宋代的进士科举考试，则有了重大的改进。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终于固定为三年一考，每科录取数百人，且一中进士便授予官职。考卷不但糊名(隐去考生的个人信息)，而且誊录(由官方派人将考卷誊抄后，再让考官去评阅)，因此，考官无法知道哪张试卷出自哪位考生的手笔。评阅时便能够相对地做到客观、公正。而考生能不能被录取,完全由卷面成绩来决定。这样，有宋一代，就有比较多的普普通通的读书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进入官场，甚且做到大官，乃至于最大的官，比如宰相(主管政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宋代的最高军事长官一般也由文人来担任)。 读书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这个现实的诱惑和刺激是很强烈的，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促使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促使宋代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读书人大大增加了,写书的人自然也就一天天多起来。要求每位作者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是不现实的；但写点随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还不算什么困难事(只要看现今有无数人在网上开通自己的“博客”,不时贴上自己写的随笔，与广大网络读者分享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就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也不会缺乏这样的写作冲动)。加上雕版印刷技术提高,宋代的出版业、图书销售业也逐渐发达起来，笔记类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都不成问题。当时没有报纸之类的大众传媒，而笔记类书籍相对来说又颇轻松可读，比较适合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担心没有读者市场。作者、书籍、读者，三个要素互为因果，良性循环，笔记作者、笔记类书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至于宋代笔记的内容为什么比起前代来会有很大范围的扩展，我们也可以在宋代文化人社会出身的广泛性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宋代多数读书人、著书人，包括许多考取了进士、做过官、甚至做过大官的人，或出身于平民，或至少出身于与平民接触较多的中小地主阶层；出身于贵族大地主阶层的，毕竟占少数。因此，宋代的文化比起前代来，平民的色彩要更多一些。 总而言之，宋代的笔记是一个很大的宝库。可惜，由于它的庞杂、零乱和琐碎，也由于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不大重视这类著述，历代的学者往往只在那里边寻找有用的材料去做别的学问，比如，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等等，很少有人将它本身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作者：钟振振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