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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儒家的主張，「以德行仁」已足以稱王於天下，那麼又何需藉戰爭「以力服人」呢？所以戰爭似是不必要的。又儒家認為「以德行仁」的王道才是正道，無論為了甚麼理由，藉戰爭「以力服人」也不可以說是正義的，那麼戰爭都似是不應該的。何況，即使我們認為確有正義之戰，那麼，我們又真的可以輕易辨別那些戰爭是真正的「弔民伐罪」的正義戰爭，那些是冒牌貨，而不會被「以力假仁」的戰爭所蒙騙嗎？ 即使我們接受儒家「弔民伐罪」是正義的戰爭這種看法，但儒家學者對歷代戰爭的評價卻往往是古今尺度不同的。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正義之戰」，這是儒家學者大都無異議的，但為甚麼漢高祖劉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煬帝苛政，他們都能做到「解民於倒懸」，漢唐盛世卻被儒家學者認為遠遠比不上三代之治，是「架漏過時，牽補度日」呢？如果說漢高祖大殺功臣，唐太宗兄弟鬩牆是殘酷不仁，品行不好，那麼在周武王時，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亂」，誅殺管叔、蔡叔又算不算大德有虧呢？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叔父，周公旦的親兄弟啊！若說周公殺管、蔡，是平定叛亂，為天下安危著想，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劉邦殺功臣，也可以辯說是因惠帝柔弱，為了防範自己死後，功臣謀反而「不得已而為之。」李世民更可以辯說是建成、元吉早有殺害之心，他只是先發制人而已。這樣誰是誰非，也就難以言說了。 其實如上所述，根據孟子的看法，判斷並不難。「(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註8)「湯放桀、武王伐紂」並不算是「弒君」的行為，社稷也不是不可以變置的。根據同一標準，漢高祖劉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煬帝苛政，都同樣是值得稱頌的行為，只是宋明儒家學者，厚古薄今，評論標準不一而已。 可能我們會說：唐、虞、夏、商、周，未必是「信史」。三代之治，其實只是儒家理想化的政治典範；對漢、唐的批判，則是運用儒家政治理想對歷史功過、現實政治的評價。但「信史」只是現代人才有的觀念，古人似乎沒有這種看法。孔子、孟子，以至宋明理學家，大概不會認為三代只是神話、傳說！在他們心目中，堯、舜、禹、湯、文、武，是真真實實存在過的「聖王」，否則，孔子、孟子便是在偽造歷史！況且，若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建築在一堆神話、傳說之上，並不是「信而有徵」；三代之治只是儒家為証明自己的政治理論而假設的理想化的治世，孔、孟只是為堯、舜、禹、湯、文、武披上道德的外衣；「王道」並沒有在古代真正的實踐過，也就是說並沒有真正把「王道」推行成功的例子，那麼儒家政治理論的可信性，可實行性便大成疑問了！ 因此，儒家學者提倡「王道」、「義戰」的苦心，我們是應該體會得到的，但他們的主張，無論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似乎是存在矛盾的。在「同情地理解」之餘，是不是也有部分內容值得檢討、研究呢？在探討「戰爭有否正義與不義之分」與「甚麼才是正義的戰爭」的問題上，也是不是還有值得我們細加思考的地方呢？ (作者：明永泉) 註 釋 (註1)《孟子‧公孫丑上第三章》 (註2)《論語‧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章》 (註3)仝上註1 (註4)《孟子‧滕文公下第五章》 (註5)《孟子‧公孫丑上第二章》 (註6)《史記‧伯夷列傳》 (註7)仝上註4 (註8)《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