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山东一个小县城里工作,整天和同事为稻粮谋,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有好好注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30年前的出国留学考试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那场考试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7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人认为这是这次访问的最大“突破”。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6月23曰,他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问题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我是在山东邹县农村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的思想还没从长期极“左”的桎梏下解放,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更是忧心忡忡。一些人担忧,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后来了解到,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说话了,话的大意是: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出国1000个人中跑掉100个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900个人回来。历史证明邓小平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正由于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决定,我方能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留学,后来又结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我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就匆匆挤上了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校园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时间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上画了两道线。 为什么搞得如此匆忙?后来才听说鉴于以往政治可靠是第一位的“老规矩”,我们单位原选送的都是“根红苗正”的党团员,甚至连带队的人都定好了。这些同志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俄文,没有其他外文基础;一些人是“调干生”(指“文革”前从在职工人、干部中抽调出来上大学的人,他们上学带工资或津贴,不同于“文革”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搞政治,业务和外文早已生疏。原以为这次也和以往一样,只要政治好,再经过培训就能出国。后来听说玩真格的要通过考试选拔,才临时替补我们3个毕业于1965年的技术员。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审对家庭出身和党、团员看得很重。我父亲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好像还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年纪轻轻就当了国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他为人老实本分,解放后因坦白交代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冲击,“大跃进”时下放车间劳动至退休。他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国留学的消息后,激动异常。但不敢张扬,面孔的皱纹也平展了,腰板也直了。两位老人家直到去世对改革开放给我们家带来的恩惠还“念念不忘”。 据说我名列最后一名,前面两个出身贫农家庭。尽管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我还算职员家庭出身。有一位出身地主家庭,就被“刷”下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