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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体艺术的中心是肌肉，他们以对肌肉的精确的解剖学观察为根据，发展出了对人体的写实艺术，这方面古希腊雕塑艺术可以说是范本，我们会看到，后世许多西方艺术家（画家）同时也是生物学家、解剖学家，例如达芬奇。许多人存在误解，以为这种以肌肉为中心的人体艺术仅仅来源于一种对身体的外部的观察，这是不对的。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一书中说，这种错觉只要到夏天的海滩上一看就会明白：大部分人身上的肌肉是看不出来的。杨伯特认为要拥有“艺术家”那种对于肌肉的眼光，必须有解剖学知识――以便了解肌肉与骨骼的所在之处，可以想象，西方人体艺术家，是把人体，建立在对模特裸体的直接观察之上的，而且这种观察还要深入到皮肤底下的解剖结构中。 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在东方发展起来，东方画家对人体几乎一致地是让他们穿上衣服，他们只是大致描画衣服的线条（与其说他们在描画身体不如说他们在描画衣服），他们没有对人体的外表（肌肤裸体）感兴趣，更无谈对人体内部的肌肉和骨骼感兴趣了。在西方人看来，一个没有肌肉的身体就像一件没有人穿的衣服，但是，在东方人看来，没有衣服单有肌肉的身体就如同剥光了皮的青蛙。 人体在古代人的宗教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古代人类的人体祭献仪式。古希腊人有内脏占卜的习俗，柏拉图认为肝脏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希腊人把宙斯称为“内脏的解剖者”，梭伦时代内脏占卜为希腊政治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出征前都要用献祭动物的内脏占卜吉凶。可见希腊思想中存在一种“真相隐藏在身体内部”的信仰，他们认为身体内隐藏着超自然事物的征象，他们要通过对身体内部脏器的观察了解事物的过去和未来，解剖并不是为了身体疾病的治疗，甚至在现代之前，它也没有推动人们对疾病和治疗的理解，它只是证明了伟大造物主的事功。 这种情况在东方正好相反。特别是在中国。后世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对肌肉感兴趣。为什么呢？中国人的身体政治思想可能和希腊人正好相反，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不必拥有强健的体魄，因为他们只要用心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可能看起来是非常瘦弱的文人，但是这种体征却是统治者身份的标志，相反中国人认为强健的体魄是劳力者的标志，劳力者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受歧视的低等人，他们受劳心者的统治。中国人从来就鄙视那种五大三粗的身体类型，因此在古代文人画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以神态为中心的，这种人体艺术趣味和希腊以肌肉为中心的趣味完全不同。为什么呢？东方中国的文人认为，人的力量不是通过肌肉，而是通过“神”、“气”、“志”、“精”等等展现的，而这种东西无疑不在肌肉是否发达上，而在人的神态（高峻挺拔、舒郎俊伟的体态，闲适超然、智慧卓绝的神态）上。 也就是说，中国人相信身体的力量虚践，这种虚践来自“神”、“气”、“志”、“精”等等虚体，而不是来自肌肉、骨骼等实体；而古代西方人相信身体的力量来自肌肉和骨骼的实体实践。希腊人相信人的自我操控来自于肌肉，而中国人相信人的自我操控来自于“气”，中国人强调要通过练“神”、养“气”而达到“美身”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人画中的身体都以展现“神”和“气”为中心。 也许我们会说，中国人对身体的了解实在太可怜了，中国人关于身体的知识非常浅薄而且充满了各种模模糊糊的隐喻色彩，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想到中国人的身体知识以及表现身体的技巧对于中国人的身体政治学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中国人不用去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像希腊人那样去了解肌肉。希腊人认为肌肉是受意志支配而控制动作的器官，肌肉使我们能够说话、做事，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说话的语调、节奏，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四肢，我们可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停止，等等，总之，只有肌肉才使我们人类称为世界的主宰者。然而，中国的身体政治却并不强调行动，相反中国的身体政治仅仅强调“心”，对于中国的思想者来说，自我操控不是来源于肌肉，而是来源于“心”，通过养心和练气，人类就可以达到与万物相近又超然于万物之上的身体境界。 所以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解剖术，最后，中国人和古希腊人非常不同的是，中国人不认为强健是好的事情，相反，我们看到在道德经中老子非常强调的是“视有身为无身”，中国人讲究的是“虚空”，圣人追求的是虚静恬淡，中国古代传说中辟谷入圣之说，何谓辟谷？不吃人间粗劣食物，只是隐居深山老林，靠着汲取大自然的灵气而养生，中国人渴望的不是想希腊人那种多节多肌肉的身体，而是相反是那种轻盈的可以腾飞于云天之上的辟谷的身体。《史记》中记载汉高祖谋臣张良退隐以学“辟谷道，引轻身”的说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似乎高官厚禄仍然比不上“引轻身”的辟谷。从道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于身体讲究的不是有用，而是“无用”。 中国古代身体政治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欣赏的是那种弱不禁风类型，从魏晋时期中国文人对极端瘦弱型体格的欣赏，到宋以后对“白面书生”的塑造，中国人对男性的身体想象，主要类型都是如此。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在他们和皇帝的关系中，他们要强调的根本不是自己的体力，而是忠诚。这个“忠”的要求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中，我们会看到“君/臣”的关系实际上在“阴/阳”的体系中是被这样理解的：君对应阳，臣对应阴。 由此出发，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要强调自己对皇帝的“忠”，那么他实际上就必须强调自己身上阴的属性，而不是强调自己身上阳的属性――他的驯服、柔弱，这是中国古代身体政治的属性决定的。事情也的确如此，屈原用香草美人来自况，用女人对男人的忠贞来表白自己对主上的忠心，因为“忠”是获取政治权利的基础。事实上，这种身体政治的意识还表现在几乎所有的上下级关系中，唐代诗人朱庆余在参试后，打探结果，写诗给考官张籍，诗里用刚到夫家的新媳妇来自比，说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实问的不仅仅是入时不入时，合符时尚只是在时尚潮流，重要的是合不合夫婿的审美尺度，是否能得到公婆的批准，这里的夫婿就是考试的出题者，而公婆则是出题者背后的“权力”。（葛红兵 原题：《身体上的国境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