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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还用易之理说明风俗问题。在他看来，哀莫大于心死，痛莫大于群亡。一群人人心死，则其群必亡。而风俗对于合群大众，保群不亡起着重要作用。他说：“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之力也。风俗之变，捷于雷火。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今其所挠，挠于人心也。”(第89-90页)[1]显然，李大钊将巽卦解释为风俗之卦。离于人心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故而要救群之亡，在于扭转风俗，欲扭转风俗，在扭转人心。面对贪官污吏布满中国的残酷现实，如何扭转人心?他再次援《易》以为说。他说：“大易之道，剥上而复下，改邑不改井，群枢倾于朝，未必不能兴于野，风俗坏于政，未必不可正于学，立于朝显于政者，吾无敢责矣。草茅之士，宜有投袂而起，慨然以澄清世运，纲纪人心为己任者。”“宇宙尚存，良知未泯，苟有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四方之士，望风而兴，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第92-93页)[1]李大钊娴熟《周易》阴阳之理，剥上而复下，剥卦一阳在上，阳已走到山穷水尽，复卦一阳在下，阳已萌动、新生，含藏无尽的未来。此卦显示，要救民族危亡，不能依靠在上位者，他们已生机剥尽，而唯有依靠下层民众，呼起下层民众的人心，形成合群大众之风俗。剥上复下，可以构成了李大钊民彝史观的理论基础，对李大钊实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具有某种启示作用。 三、时时流转，时时变易 李大钊在《今》一文中指出：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时时在流转中，时时在变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应顺应阴阳大化之道，与时代、与历史一同前进。 大易哲学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从魏源到李大钊一切不满意中国现状，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其思想无不受大易的影响。魏源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家的先驱，他同时又是一位易学家，对易学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和独特的体认(对此将另文讨论)，无论是他的改革主张还是“师夷”思想都受到大易哲学启发，他曾明确指出，“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海国图志》正是受到大易“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的启示。因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而大易的变易观是一切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思想基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易学名言被李鸿章、丁日昌、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反复称引，“变者，天道也”，“变者，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鼓舞人心士气的最强音，“变化日新”，“善变与之俱进”成为近代中国最能提起人们精神的话语。近代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由近代走向现代，大易的变易哲学功莫大焉。 李大钊的青春哲学是近代哲学合乎逻辑的自我发展。在近代，他受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影响最大，从其写作用语到其他思想评说都留下谭嗣同思想的印迹，而大易哲学构成了谭嗣同哲学的重要部分，李大钊钟情于大易哲学就可以理解了。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没有也不想走出传统哲学的笼罩，也没有偏离近代哲学逻辑发展进程，相反，他力图使这一进程能合逻辑地进一步推向完善。这样，他以大易哲学为依据阐述其青春哲学就不难理解了。 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既可视为中国近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可视为近代哲学的逻辑总结。自严复的天演哲学出现后，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是从变易的角度理解进化论，也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变易观。他们将从大易哲学变易观的角度理解进化论，从而使进化论变得亲切、自然，同时，也使进化论冲破生物学科的束制，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变易观，从而更化、创新、升进了大易哲学，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到近代，具有了近代气息、近代色彩、近代风格。变易哲学与进化论，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一哲学一科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配合得相得益彰，可谓天衣无缝。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正是进化论与变易观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逻辑终结。 在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李大钊是温和派代表。就传统学问的功底而言，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李大钊相比，也许并不逊色，但三者对大易哲学的态度明显存有距离。陈独秀是位进化者，极力宣传变易、进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新陈代谢的必然性，“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第5-6页)[2]这些思想不能说没有大易哲学“唯变所适”的影子，但他情绪化的排斥传统，排斥大易，他说：“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他尤其憎恨风水、算命、卜卦，认为这些东西横行中国，实学不兴，民智日塞。胡适专门研究过易学，他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都将《易经》置于孔子的名下专文予以讨论，不过，进入学问系统的胡适对易的讨论都是客观、平实的，虽然带有浓厚的美国人的味道，如他通过《易经》发现，“孔子则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并满足于把简易作为出发点。”(第35页)[3]李大钊在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是对传统有过同情了解且能利用传统的智慧资源创造新思想、新体系的人，民彝史观和青春哲学都是例证。正因如此，李大钊的思想可以融旧铸新，将大易哲学与进化论融为一炉，形成自己早期的哲学系统。可以说，陈独秀对传统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强烈的批判；胡适对传统是一种美国式的温和，研究传统不过是为了将中国传统学术用美国式的学理整理出一个头绪，归纳存档而已；李大钊是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温和派，即使他走向反传统，他也是批判传统群体中感情色彩较淡，而理性因素最浓的人。 《周易》之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易哲学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正是在“变则通，通则久”的影响下，接受进化论，向西方寻求救国医世之术的。我们认为，进入20世纪，反省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反省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革命，不能不顾念大易哲学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回眸百余年来的易学流变，我们应当既要注意易学家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注意非易学家对易学的援引、利用和由这种援引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李大钊就是后者的典型。 当然，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可能称不上是易学家，他们对易学的理解从易学专业的角度看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易学通过他们的援引、运用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决非专业的易学家所能比拟的。透过研究李大钊等人的易学思想可以窥视易学在中国思想进程中的影响、意义，全面评估易学思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作者： 颜炳罡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胡适.先秦名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