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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哲学成果可谓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阶段性总结，哲学八个二级学科新成果令人目不暇接。限于篇幅，本文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中有代表性的热点议题作择要概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成热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沿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具有面向实践的批判、面向经典文本和翻译的细致、面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面向全球的开放等四个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版和推广，乃是中国哲学界一件大事。该书在结构上体现了史论结合、世界观和人生观结合、自然观和社会观结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的创新。在内容上，总结改革开放时代教科书的思想观点，把“中西哲学的演进和哲学发展规律”、“实践与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价值与价值观”，以及“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新论题和新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素写进教科书。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哲学各学科的相互借鉴和交流，有长久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热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引起广泛而持续的争论；当代则有“辩护”、“重建”、“经典表述”、“超越”和“质疑”等不同观点和立场；最近的研究有“历史哲学”和“当代性”、“批判导向”和“现实解释”、“世界向度”和“中国化”等不同侧重点。论者围绕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与意义、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现代哲学中的“范式转型”的意义，以及全球化、资本批判、大众文化、社会转型、制度伦理的新视野等诸多问题，展开论述，为中国当代哲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输入活力和动力。 中国哲学：主体性获认同 在“国学热”和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的浪潮中，中国哲学研究恪守学术品位，在经典中阐幽发微，以现代理论反思自身。历经十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已接近尾声。这场讨论引起的中国哲学的自觉意识，既不同于“五四”时期，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在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学”与“西学”、“特殊性”与“普遍性”、“原汁原味”与“经典新释”等各种思想的激荡中，多数论者区分了“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与“如何反思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这两个不同性质和层次的问题，并在前一问题上达到理性中允的共识。受“中国古代无哲学”的西方偏见之刺激和后现代主义之鼓舞，在讨论初期，有的论者否认中国古代有现在所谓哲学，认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是“西化”产物，主张恢复“古学话语”；多数论者则主张不纠缠于“哲学”的语词之争，而从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的历史事实出发，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史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反对用西方哲学概念简单比附中国哲学观念。有论者提出“反向格义”或“逆格义”的方法，有论者提出“援西入中”和“双向格义”的方法。虽然在方法论上各持己见，但大多数论者认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此，中国哲学研究需要对中西双方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做到明理别异，不流于简单化比附；既不忌讳用西方哲学观念开显中国哲学之思想蕴涵，也能在澄清中西语言思想差异基础上深入西方哲学。 在中国哲学自觉意识和主体性的提升以及方法论的反思，提倡长期沉潜、学思并进的境界和建树的氛围中，经学研究正在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经学史丰富资源的整理、经典新意蕴的挖掘和解释、中国哲学史资料和方法不足的弥补等不同研究方向和重点，深入中国典籍的细致学理。地下资料的新发现，向来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增长点。继马王堆帛书、郭店竹简等新资料的研究之后，北大藏汉简中《老子简》的整理和研究，可望对中国哲学史料的积累和诠释增加有分量的成果。 今年新增一级学科的工作，引发了关于国学性质和学科定位的讨论，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其价值所在等理论问题。汤一介最近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普遍主义思潮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并不具有或甚少有普世价值。必须反对这种西方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当前各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维护文化的多元发展。汤一介认为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特殊价值的同时，还应保存和发扬各民族文化中原有的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念，寻求在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理路中相同或相似的价值，阐发不同民族文化创造的某些特有理念中的普遍意义。 谢地坤围绕如何看待文化继承和发展，以及国学能否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的重任这两个问题，梳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批判主义的分野和理路，主张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看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历史作用和发展的必要性。他探讨近十年来“国学热”不断升温的原因，揭示“国学热”中显现出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某些现象和观念，认为“国学”并非解决当下问题、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灵丹妙药。他在分析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与之适应的道德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批判主义的主张，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各民族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使中国文化有所发展，适应时代的需要。 西方哲学：开拓比较哲学的视野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保持其叙述思想和诠释文本的惯性，在文化思潮的震荡中波澜不惊。今年出现两个亮点。一是李秋零翻译的九卷本《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后，关于不同中译本的风格、术语的讨论，对总结哲学翻译的理论有所裨益。越来越多的西学研究者意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功夫，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的比较。只有文理通顺的中西互译，才能推动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开拓比较哲学的视野和方法，真正做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 二是汪子嵩等人主编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出版，以及关于希腊哲学史的讨论和20世纪西方研究希腊哲学的一些资料和动态，吸引一些年轻学者对古典学方法产生兴趣。一些学者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包利民的古典政治哲学史论研究从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塞尼卡等人的著作中读出现代哲学的问题和信息，批判性地回应了斯特劳斯学派的古典学解释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建构。其研究方法和观点值得国内治政治哲学者借鉴，且具备国际对话的潜力。此外，陈村富提出希腊哲学“二阶开端”说，章雪富根据从古典“静态本体论”到晚期“动力本体论”的分殊来解释希腊哲学中知识和意愿的关系，先刚联系诗与哲学的古老争论提出“柏拉图才是真诗人”的论点，李猛分析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存在、运动和时间之间的内在秩序，等等。期待这些论点可以形成理论，以显希腊哲学的中文研究之特色。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敦华 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本文吸收杨学功、王中江等人提供的信息，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