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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新文学课程为例。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清华校园中弥漫着一种回归传统的空气，1925年朱自清被胡适介绍到清华教书，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文艺批评家的李健吾恰巧也在这一年考入清华国文系，而且分到朱自清的班里。但正是在朱自清的劝说下，爱好新文学的李健吾才由国文系转入西文系。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新文学家，朱自清当然不会对爱好新文学的学生表示反感——1928年李健吾组织过一个“晨星社”，还曾经得到朱自清的支持。很明显，朱自清之所以让李健吾转系，是因为当时清华的空气不适合提倡新文学，当然更不用说开设新文学课程了。朱自清1929年能在清华开设新文学研究，其实和1928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原来的北大新潮社成员到清华大学主政有很大关系。罗家伦当时任校长，杨振声担任教务长，还曾兼任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正是在杨振声的主持下，才有了清华中文系“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的办系宗旨以及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到罗家伦、杨振声等人离开清华后，新文学课程也就变得前景黯淡。1932年底，该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于1933学年起开始实施。这个方案将全部课程大致分为“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字”两类(1936学年起又正式分为两组)，新添设了“国学要籍”一类科目，重点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虽然该方案保留了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但此后没有开过班，他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就成了昙花一现。 再看建国后的现(当)代文学学科。目前学术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新”文学命名先是被联袂登场的“现代、当代”文学所替代，随之“现代”文学又被作为更加“纯粹”、政治上正确的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一个准备阶段，淡出了主流话语(1)。一些学者于是在80年代政治桎梏被打破之后，提出要恢复“现代”的权威，重回“五四”起跑线。这实际上也是学术界持续到新世纪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与命名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无意继续就“现、当代之争”进行讨论，而是对这种从学术路径描画的学科历史提出一点质疑：实际上，在20世纪60—70年代，从课程设置上看，“当代文学”的独立性并不高，虽然当代文学史大量出现，但是并没有独立的“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当代文学恰恰是在思想解放声浪甚高，现代文学逐渐成为“显学”的80年代初(当时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名称是“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才被凸显出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就率先从“现代”分出一个“当代教研室”，“现代”和“当代”分为两门课。和以前相比，随着当代部分的独立，现代部分的课时实际上是减少了。这似乎说明，学术观念的演进仍然不得不屈从于学术生产体制的需要，8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命名不过是学术上的矛盾在体制内折中的结果，简单勾画本学科学术演变的脉络，依然难以完整再现特定历史时期本学科的风貌。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课程这样一个处于体制和学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键环节，可以把影响学科发展的那些大到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小到校园氛围乃至人事因素，都勾连起来，通过对相关课程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展示本学科的发展历程。 四 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遇到许多问题，首先是课程的边缘化趋向。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人文学科普遍萎缩，文科学生毕业后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科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91年4月20—22日，国家教委为此专门召开了高校文科教育改革座谈会。在9月2日国家教委印发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育改革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当时的文科学生就业难问题主要是因为培养人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社会需要脱节，专业划分过细、过窄，应当从社会需要出发确定培养目标，修订教学计划，调整专业设置。培养应用型文科学生的人才应该成为文科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那些理论性、意识形态性比较强的课程应该坚持少而精，主要放在研究生阶段。 这实际上说明了此后大学教育大众化，人文学科本科教育强调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倾向。相伴而来的就是本科现当代文学课程专业化的减弱以及课时数的减少。在50、60年代，现代文学课的地位很高，普遍有200课时以上，甚至和古代文学的课时数量不相上下；而到了80年代，据1981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的学时总数为175，大约等于中国古代文学学时数(346)的一半左右，课时数量已经缩减(这个情况在不同高校可能略有不同。据温儒敏在《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中说，80年代，北大中文系“现代”和“当代”分成两个教研室，现当代文学课时数量加起来也有200多)；最近几年，由于受到各种公共课、通识课的压挤，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时数的减少则是具有普遍性的——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合计124课时，西南大学2007年本科课程144课时，都是大约相当于古代文学的一半左右。这种情况，加上中文系学生的变化——比如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生文学素质的降低，许多学生中学阶段文学作品读得较少，甚至语文都不太能过关，进入大学后学生还要修习众多的非专业课程，有些学生还为了今后的发展而参加各种证书考试，精力分散等等，都能说明现当代文学课程在教学体系内的边缘化趋势。 当前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边缘化倾向同体制有很大关系。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大学的自主权已经较之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明显加大，但计划经济痕迹还非常明显。与计划相应的一个现状，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估标准。许多大学除了教学，科研已成了主要任务，有的大学还产生了诸如大学教育应该是“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即以科研与教学为中心)的争论。在教育管理部门评估与衡量大学水平的条件中，科研成果(不是过程)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这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在这种情况下，课程与教学环节相对不再那么受重视也是当然的。在50、60年代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和课程之间比较紧密的联系以及现当代学术研究与课程之间形成的良好互动关系已经消失，甚至出现了背离，课程也逐渐丧失了在本学科中的核心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