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先生的精神遗产（二）
二、萧先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解读中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
关于萧先生的“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内涵、意义与价值，陈来教授与高瑞泉教授的讨论[③]极具启发性。
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而是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健康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出发，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坚持启蒙论说，反对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不同意把启蒙心态视为“有问题的心态”。[④]然而实际上，萧先生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我在本文中特别要谈谈我本人过去忽略的方面，近年来我已开始重视全面地理解萧先生的启蒙论域。[⑤]
第一，萧先生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1987年，萧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接合点。这是目前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⑥]萧先生不希望继续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之中。
他认为，所谓启蒙，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体性的，走别人的路。1982年，他在其名篇《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开宗明义：“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⑦]萧先生思考的中心是在中国多种思想资源中寻找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作为接上现代化的基础或起点。他所寻找的是中华民族自我批判、自己走出蒙昧的16世纪泰州学派等新动向，特别是17世纪明末清初一大批思想家与文化人的思想异动。故他强调的是“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⑧] 他的关键性的思路是“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⑨]与西方思想家视西方启蒙为绝对、普遍的立场，绝然不同。
1986年，萧先生说，“特别是要意识到对外开放所含蕴的我们民族要自我振兴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责任。既要摆脱近代史上曾有过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之类的老框框，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正确的主体思想来自历史创造活动，来自对历史形成的文化现实及其发展的正确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消化了外来的文化因素……我们继续着17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正在更自觉、更深广也更有选择地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新成就。如果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把它们融会贯通，让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聚宝’，经过重新创造再反馈出去，那将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⑩]很明显，萧先生主张在宽容开放中不失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萧先生论证“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探索“中国式的思想启蒙道路的特点”。[⑪]他特别重视“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⑫]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就孕育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胎儿。
晚年的萧先生特别指出：“早期启蒙说”的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作‘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⑬]
第二，萧先生的启蒙观，特重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体认，批驳了西化派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认识论的看法，批评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意涵。这恰好是“启蒙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
萧先生肯定“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与“寻根意识”，强调“‘无形的根’，那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价值的民族精神，乃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源头活水”；“西方文化的道路和模式却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西方现代文化是欧美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个性很强的东西，尽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⑭]
他说：“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见解，即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伦理学，着重讲修身；而西方哲学才注重认识论，着重讲求知……应当突破欧洲近代实证论者的狭隘观点，看到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⑮]这不仅是对冯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学术径路与工作重心。萧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曾下功夫研究了汉魏之际、明清之清的认识论问题。他很重视中国先哲“察类”“明故”“求理”的过程与特色，又重视辩证思维。他指出：“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辩证理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民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既区别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腊，而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逻辑发展……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法，也同样表现为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得到理论总结……历史上的辩证法的认识成果，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并非完全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种形式的范畴表现于各种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⑯]他重视史家、兵家、农家、医家、天学、数学及政论、文艺评论和学术史观中的辩证智慧。
萧先生批评西化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对本土哲学智慧的漠视与曲解：“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思潮兴起并传入中国以后，一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崭新医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拒斥传统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违反实证科学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满神秘象数的一座迷宫而无人问津，中医与《周易》的会通关系渐趋疏远了。”“在中国，历史地形成了医易之间互相会通的文化传统。三才统一的宇宙模式，动态平衡的系统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乃是医易相通的逻辑基石。”[⑰]他对古代医学与易学中蕴藏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生命信息、生理节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对于气论与传统思维，对于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萧先生有很多发明，又特别发挥王船山诗化哲学与历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船山诗化了的‘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船山之学，以史为归。……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⑱]他对道教、禅宗等的思想方式与人的胸次、境界、性灵的关注，都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西方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从维柯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等所持的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予以扬弃。[⑲]以上表明，萧先生的启蒙论说，恰好超越了西方从启蒙时代到康德的启蒙论说，包容了也超越了今天“启蒙反思”的内容。
[①] 参见吴根友等撰：《讣告》；又请参见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 诗魂难扫璱人愁——萧萐父教授学述》，
载萧汉明、郭齐勇编：《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田文军：《锦里人文风教永 诗情哲慧两交辉----萧萐父教授学术生涯掠影》，载郭齐勇、吴根友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②] 见朱玲等：《萧萐父远行 珞珈师贤少一人》，《楚天都市报》，2008年9月24日A08版特别报道中的“各界评说”栏。
[③] 参见陈来：《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读书》，2008年第5 期；高瑞泉：《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5期。这是2008年有关萧先生思想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
[④] 萧萐父：《自序》，《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页。
[⑤] 参见郭齐勇：《萧萐父先生文选序》，载萧著《萧萐父文选•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⑥] 萧萐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73页。
[⑦] 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页。
[⑧] 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5页。
[⑨] 萧萐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7页。
[⑩] 萧萐父：《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8页。
[⑪] 萧萐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0、61页。
[⑫] 萧萐父：《活水源头何处寻》，《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90--91页。
[⑬] 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48、49页。
[⑭] 萧萐父：《辨异•自主•寻根》，《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37页。
[⑮] 萧萐父：《通观全过程，揭示规律性》，《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31页。
[⑯] 萧萐父：《<中国辩证法史稿>弁言及后记》，《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72-573页。
[⑰] 萧萐父：《<医易会通精义>序》，《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85-591页。
[⑱] 萧萐父：《船山人格美颂》，《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24-427页。
[⑲] 参见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0页。
[⑳] 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0页。
[21] 萧萐父：《易蕴管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4—115页。
[22] 萧萐父：《易蕴管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6—117页
[23] 参见萧萐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见萧先生主编的同名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9页。
[24] 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51—552页。
[25]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99-500页。
[26]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03-504页。
[27] 参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8] 韩水法：《启蒙的主体》，广州：《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113页。
[29] 东方朔整理：《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30]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2页。
[31] 萧萐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6页。
[32] 萧萐父：《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7、466页。
[33] 萧萐父：《儒门<易><庸>之学片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94页。
[34] 萧萐父：《儒门<易><庸>之学片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98—99页。
[35] 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 诗魂难扫璱人愁——萧萐父教授学述》，载萧汉明、郭齐勇编：《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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