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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教育 自孔子创造儒学以来，人们一直很重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论语》中数次提到君子的概念。就其目的来说孔子一直在着意打造一个完美的人格形象。所以孔子一直在向我们描述一个君子的形象。君子要“忠”要“恕”要“仁”要“信”，要“和而不同”，要“怀德”要“舍生取义”。但是自孔夫子以后儒学却走上了一条艰涩的道路，而人格教育也随之暗淡了很久。董仲舒神化的儒学天意论将儒学伦理政治化世俗化。魏晋佛道的盛行使儒学甘拜下风。历经五代十国的动乱，人性沉沦几乎降到谷底。人格教育也便无从谈起。但是到了南宋，朱熹重新重视人格教育。 由理气变化论产生的变化气质论辩体现了朱熹对气质人格教育的关注。 依据二元论的人性说，朱熹对孔子把人划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因而知之”、“困而不知”的主张做了分析： 其所以有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与天地之性无可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或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乎少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易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或得其浑浊扁驳之多，而不能无少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无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浑浊偏驳又甚，而无负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已矣。【12】 按这种解释，孔子关于四种人的划分便有了二元论的人性说的理论依据。简单的说，凡气质“清明纯粹，绝无杂质”者为生而知之的圣人；凡气“质清明纯粹”而稍有“渣滓”者为“学而知之”的贤人；凡气质“偏驳而略”有“清明纯粹”者为“因而知之”的众人；凡气质“浑浊偏驳”而毫无“清明纯粹”者为“因而不学”的下民。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这四种气质人格划分，并且还提出了教育的具体措施，而二元论哲学观为此提供了依据。由此，我们很容易得理解改变气质的途径是教育。因为教育使人明白人世的道理。而朱熹所谓的理主要指伦理道德，他提出人一旦明白道理便能战胜不合理的欲念。此外，朱熹所强调的人格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有利于改变当时人心浅浮的世风。 朱熹重视人格教育从变化气质论的角度说明了教育的必要性，不仅如此，人格教育还贯穿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 3、贬斥科举 科举取士制度开创于隋，发展于唐，极盛于两宋。这种制度虽然有相对公平的优点，为下层人民打开了入仕之门。但是其弊端很快暴露，朱熹对科举制对教育造成的伤害一直耿耿于怀。在当时，教育受科举左右，当时的学生专注于“时文”及考试。并且“务记览、为词章、钓声誉、于利禄”整个教育围绕科举轴心转。“父所以招其子，兄多以勉其弟，师所以免其弟子，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13】而教育培养人才提高人的素质的功能被淹没了，他主张教育不当深较考试得失，不可只急于时文，而“须告以圣学门庭，另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实。”【14】并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 一、罢诗赋取士。他提出科举制所提倡的“词艺”不足以得人才，不能挽救宋朝的国家危亡。他认为，隋唐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必须逐渐变革，诗赋取士使士子们空言物语，与教育使人明理的宗旨相悖甚远。而且，这样会使社会形成浅浮的风化，贻害无穷。 二、择有道之士为师。当时官吏多无“治学之道”，教师无“为人师之德”，教育则无“德行道义”之实。因此朱熹认为必须“择士之道徳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15】并且设立赏罚制度取其行义器识之人，以绝其昌乱来阻塞时人榨取功名之途径。 三、培养学生的“定志”。当时学生把学校当成博取功名的“声利”场所，入世的阶梯，等到科举一罢，则“生徒具归，讲官倚席”，学校则一片萧条颓废的景象。这足以败坏学生学生心志。使“人才日衰、风俗日薄”因此必须“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本流之敝”。因此，学校要招聘有专志于学问的老师，培养学生踏实的学风，使学生无奔兢之风。培养学生的对于学问的定志，而不随意改变。 朱熹对科举的贬斥是其教育为实思想的体现，也是朱子对教育思想本质的笃信和坚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