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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易》历来冠为群经之首，为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汉唐学者认为十翼之传，出自孔子，宋人始质疑这一说法。宋以来对《易传》作者的考证，大体的观点是认为《易传》不为或不全为孔子所作，这些都没有否定《易传》为儒家作品。到了现当代，有学者认为《易传》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出自道家。本文认为《易传》当为儒家经典无疑，以下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角度略作简析，以求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易传 帛书易传 郭店楚简 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出现的很早，《庄子》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 在学术界，从汉代的司马迁到唐代的孔颖达，都一致认为《十翼》是孔子作的，是圣人之言。孔子整理传授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史籍备载，诸子称道，要想一笔抹杀殊非易事。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汉书?艺文志》载： “宓羲氏作八卦；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隋书?经籍志?经部?易类序》载： “昔宓羲氏始画八卦，……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载：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用之”。 这些文献明确记载《易传》乃孔子作。对于孔子作“十翼”，汉唐学人是持肯定态度。 到了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第一次提出疑问。他考辨了《易传》七种的内容，指出《文言》、《系辞传》、《说卦传》有相互抵牾之处。而《系辞传》前后文又有矛盾之处，故认为《系辞传》、《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未可视为孔子所作。到清代，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详细论证了易经非孔子作，但并没有否定其属于儒家，认为其出于七十子后学。 到近代怀疑则更多，有人提出《易传》并非孔子作，《易传》与孔子以及儒家也没有关系，而出于道家，代表人物为台湾学者陈鼓应。著名学者钱穆也认为《易》非孔子作，认为《系辞传》里的哲学是道家哲学。顾颉刚认为《周易》作于殷末周初，故而孔子作《易传》之事，实在是渺茫的很。这些学者的观点以陈鼓应先生的观点最为激进，认为孔子不仅没有作过《易传》，而且《易传》是出于道家。 本文的认为《易传》为儒家经典无疑，其虽非一时一人所作，但孔子应当与《易传》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不仅学过《易》，而且对《易》有一定深度的理解。而且也正是孔子研《易》并传之于门人，经过代代相传，易学才得以发扬广大，引领风骚数千年。 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易传》所体现的思想而言，其当为儒家经典无疑。以下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角度，对此略作浅析。 一、《论语》中记载孔子与《易》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对于此处记载，有学者认为当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对此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古韵“易”属“锡”部，“亦”属“铎”部，两者相去甚远，西汉时音始近。所以对于将“易”训为“亦”，其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同时，“大过”一词正与《周易》“大过”卦卦名相同，这里孔子本可以说“可以无过矣”，为什么要强调“无大过”？笔者认为这从侧面反映孔子学过《易》，所以引“大过”之语。既然孔子学过《易》，那么此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就应该指的是《周易》，而不是“亦”。 《论语?子路》篇有孔子引《易》之文的记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意为：根据《恒卦》爻辞，无恒之人，必承其羞，这是不待占而可知的。）这是孔子学《易》并倾向义理的直接证据。 这些材料证明孔子不仅学过《易》，而且对易理有深入的理解。 二、孔子与易学传授系统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又据《汉书?儒林列传》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轩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着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都载有孔子传《易》于商瞿，自瞿六传而至齐人田何，再传至淄川人杨何的渊源系统。据《太史公自序》言，司马谈为太史公，受《易》于杨何。迁传父学，则其述《易》之辞，有自来矣。故而其语可信。司马迁于《易传》只举《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传，未提及《杂卦》、《序卦》。又于八传之前加一“序”字。序者，发端、次第之意。这也透露了此八传，皆作始于孔子，而并非完成于孔子也。故而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应当是孔子发起端，其后学不断补充、完善而最终形成《易传》。 三、《帛书易》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易充分说明了孔子与《易》的关系。《帛书易》共六篇（《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衷篇》、《要》、《缪和篇》、《昭力篇》），十万六千多字，下葬时间公元前168年。 《要篇》讲孔子学《易》说：“孔子老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则非也。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帛书易》大量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明孔子和《易》的关系是无法否定的。孔子好《易》和巫史不同，孔子好《易》讲究的是德义而已，即义理，这与《易传》的思想本质是一致的。李学勤先生说“我们当然不认为《帛书易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易传》完全相同，但是《易传》主体的形成应该和《论语》处在差不多的年代，其与孔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又说“马王堆帛书易之《要》篇，载孔子和子贡谈易，说‘后世之疑丘者，其以易乎？’与孟子所载：‘后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一致的。所以孔子和《易》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 那么他所作的作品呢，只能是解经文的《易传》。廖名春先生认为“《易传》之作，大体在战国早期到中晚期，由孔子开个头，其后学陆续完成的。不是一时，也不是一个人作的”。 从这一点看，李、廖两先生的说法是可以信据的。 四、郭店楚简的出土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一共是730枚。经整理，有《老子》甲、乙、丙篇，与今本相同。另外发现了与礼记《缁衣》相同的《缁衣》篇。还有《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等。对于楚墓的下葬时间，李学勤指出：“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〇〇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 故而该墓出土的楚简为先秦作品无疑。 《郭店楚墓竹简》中儒家经籍部分有受《易》影响的痕迹。简书两次明确提到《易》，一是《六德》的“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观诸《诗》、《书》亦在矣，观诸《礼》、《乐》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一是《语丛一》的“《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显然作者读过《易》，并且对《易》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儒家经籍的大多数当是久已亡佚的《子思子》中的内容，这个意见得到了学界多数人的赞同。 将这批竹简看做子思学派的著作当无问题。从郭店儒简的思想看，其中有不少明显受易学影响的痕迹。这充分表明，易学对早期儒学发生过很大影响，大多数先秦儒家已把六经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确信《易》在战国中期即为儒家经典无疑。实际上，自孔子好《易》开始，《周易》就已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了。 五、诸经文字风格相似 除《尚书》外，《周易》的文字风格与儒家诸经很相似，现举几例如下：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干》）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史记》记载“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可与此相佐证。 笔者认为孔子早年可能对《诗》、《书》、《礼》、《乐》倾力较多，而并未特别留心于《易经》，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于是“读《易》韦编三绝” 而编定《周易》，其学易心得则为《易传》之基础。《周易》也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而得以发扬光大。 结语： 《周易》本为占筮之书，到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占筮，开始对卦象进行分析，作出义理的解释，而且此时已经有了类似的书籍。据《左传》记载，韩宣子聘鲁时，在太史处见到《易象》和《鲁春秋》两书，赞叹道：“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李学勤先生判断说：“《易象》应该是论述卦象的书。” 笔者认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因为从《易象》中可以看到“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那么显然《易象》不会是一本简单的卜筮之书，应该包含对卦象的义理分析。这说明对《周易》的义理分析既有社会需要，也已经有了先行文献，那么《易传》产生在春秋末期就是大势所趋了。孔子也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开始了《易传》的撰写。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易传》不一定全为孔子所作，但是显然《易传》的撰写是由孔子起端，其门人后学陆续补充而完成，其与《易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周易》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得以发扬光大。 《易传》的形成对易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易传》强调义理的倾向，把《周易》从求神问卜的巫术著作改造成了利用筮法和卦爻体系描述、模拟天地变化、阴阳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它虽然保留了巫术著作的卜筮方法、卦爻体系，但是它内部被注入了新的义理精义，从阴阳的理论上说明了筮法和卦爻的形成非神意而是阴阳的变化。《周易》经传以它特有的阴阳对立的思想，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象数型的思维方式，特殊表达方式即卦、爻，特殊的人生哲理即象数、图书之学，很长久的影响中国古代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人生态度。对中华民族以及儒家文化圈内各族的文化发展、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作为儒家经典的易学不仅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2] 廖名春.从郭店楚简论先秦儒家与《周易》的关系[A].《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C].济南:齐鲁书社,2001. [3]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 、《易之义》、《要》释文[A].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6. [5] 陈来.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J] .周易研究,1999,（4) :6—13 作者简介： 屈永刚，湖北荆门人，1985—，男，汉族，四川大学古籍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现为台湾元智大学研修生，在台从事台湾易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