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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本文拟从《春秋公羊传》的视角切入,来谈一下中国的统一思想的经典根据。 一、《春秋公羊传》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 《春秋公羊传》最重要的思想是“大一统”,了解这一思想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才能体会“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政治背景说,秦统一以前的大约500年时间,史书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最痛苦的一个时段。《春秋》一书中,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正如《周易·文言》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臣弑君、子弑父的人伦惨剧经常发生,人们见惯不惊,那不是很荒谬吗?再看战国时期的战争,《孟子·离娄上》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秦国长期实行“以战去战”政策,最终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统一国家的经验,又以苛政峻刑治国,很快便被人民起义推翻了。汉朝立国,起初有过一个短暂的政治稳定时期,到了汉景帝时又发生同姓王七国叛乱,国家再次面临分裂混乱的危险。 从文化背景说,当年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鞭挞时代的荒谬,重新建立是非美丑的价值准则。孔子鲜明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战国时代诸子蜂起,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汉王朝继秦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除了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开始在文化上探求长治久安的政策。 《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远近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所提出一种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先秦儒家天下一统观念的精炼总结。孔子去世后,其后学传授《春秋》,公羊学派为重要的一派,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传》,书中内容在先秦时期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胡毋生等人将之著于竹帛。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公羊传》鲜明地指出:“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传》作者相信《春秋》乃是孔子为“拨乱反正”而作,因此注重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力图从字里行间挖掘出孔子寄寓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同时,在数百年的传授过程中,历代公羊先师又不断总结先秦儒家的思想成果,不断将深具时代内容的思想观念融入到对《春秋》的解释中来,阐发出一套以“大一统”为理论纲领的政治思想。 《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经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认为经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历纪年,意在尊王一统。《公羊传》主张的“大一统”,是与尊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强王权,限制地方诸侯的权力,其目的就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成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尊王是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所极力强调的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只是一种寄托,在春秋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以俟后圣”,所期待的是后世能实践《春秋》经世大义、真正推动“大一统”实现的王者。 面对一个礼崩乐坏、兵燹连连的乱世,《公羊传》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废溃,制止伦常的混乱。当一统的理想状态不能实现的时候,“拨乱反正”,恢复世界应有的和谐与秩序则上升为第一要务。《公羊传·宣公十一年》谓:“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实与而文不与”,就是默许诸侯的某些正义性的“专讨”行为,即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对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予以认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社会处于一种管理真空的无序状态之中,致使诸侯灭国、臣子弑君父的混乱局面发生,罪行得不到应有的讨伐与惩处。在这种情况下“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这就是说,在王者无法承担起一统天下大任的情况下,应当依靠现实中可能的力量来维系和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期盼有实力和能力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强调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公羊传》系统总结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一方面批判“夷狄”侵害“中国”(“诸夏”);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夷狄”遵循礼义,认同“中国”的文化,则可以进为“中国”,而如果“中国”放弃了礼义,也可以退为“夷狄”。即取消了夷、夏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区分“夷狄”和“诸夏”。《公羊传》提出了文化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走向进步的设想。其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最终的目标是天下一家,区分内外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大一统”里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它向往的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统一,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平等意识,具有鲜明的进步特征。 《公羊传》所主张的统一不只是一种统一的形式,其深层要求是安天下之民。只有仁政的统一才能保持稳定,长治久安。暴秦的速亡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认为麒麟是仁政的象征,只为真正的王者而出现,意指真正的王者是以仁政一统天下的王者。仁政首先是任用仁者,小人当道政治也不会稳定,因此《公羊传》鲜明地举起了“尊贤”的大旗,以“讥世卿”反对贵族世代垄断官职,同时极力褒扬贤臣,贬斥“佞者”。《公羊传》的主要仁政主张有:一是主张宽民力,不奢泰,不妨民;二是薄赋敛,反对横征暴敛;三是实仓廪,重民食。究其核心就在以民为本。 “大一统”说自《公羊传》提出以后,经董仲舒等早期公羊学家的发展,在汉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成功地付诸实践。其后,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观念,成为数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作者郑任钊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