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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看待当今大学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非理性现象,在理论上澄清大学“理性之源”,寻找真正的“大学之门”,在现实中淡化非理性,回归理性,应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迫切课题之一,也是关涉人类如何善用大学以及如何防止误用大学的头等大事。 起源:大学理性培育大学根基 要探寻“大学理性从哪里来”,就要追问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之源”。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一种世界观,把世界看成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人只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便可以认识它的规律;其次,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把理性看成人的本质,认为遵循理性指导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最后,它还是一种文化传统,它尊重理性,崇尚科学,重视逻辑思维,相信知识的力量。依照这种逻辑思路,可以说,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探寻理性的历史,而所谓探寻理性的过程就是“认识”,而探寻理性的结果就是“知识”。按照高等教育哲学的看法,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它首先把大学视为理性的产物和理性的工具,认为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和普遍真理的场所;其次,它认为大学对真理的探索出自纯粹的理性冲动,在不计较功利得失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探索纯粹的知识和学问;最后,它要求大学教育重视自由教育,重视心智的训练,以培养自由人和完全人。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看,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人类传承知识与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活动即理性繁荣的结果,认识论及其理性思维的发展通常会推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即知识认识论的推进必然促进大学这种社会特殊组织机构的演化和制度变迁。因此,围绕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可以说就一直是大学理性的核心问题和中心议题。希尔指出,那些主导着人类思想进程的哲学家们倾向于把认识看成对真理的领悟,把理性看成认识的主要标准。 与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世界各大文明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对此做出文化与制度上的回应。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学在坚持自己的理性与客观性的同时,也在设法通过部分满足着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来获得自己的合法地位。到19世纪之前,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大学重视人文教育,具有浓郁的贵族气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这种延续至今的办学传统为当时的英国大学获得了合法地位,这个时期的英国大学代表处于现代化起步时期的西方高等教育界近代大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何谓大学”的经典答复就是“大学是一个教化机构,目的是培养有学问的青年绅士”。 发展:大学理性凸显大学的能力与特征 进入19世纪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古典大学仍然是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抱负上,自由教育观念使得这个时期英国式学院在学理上完全合法化,红衣主教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故“强调传授知识,传授为人之道”成为当时大学的主流。同样是在19世纪,在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德国大学则逐渐摆脱英式古典大学完全通过教学培养自由人的机械观念,开始转向更注重人类理性的科学与研究,并通过这种大学观获得了合法地位,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宣布了以神学为主导的巴黎“教会大学模式”时代的结束,崇尚科学和真理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时代的到来,它以教学与研究并重的特色而成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则可以发现其大学观形成始则源于英国的“大学是教学的机构”,继则源于德国的“大学是研究的中心”,美国文化以其所特有的兼容并包精神,使这两大分支融合成为一个奔涌向前的潮流,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并重的取向为美国大学获得了合法地位,威斯康星理念标志着大学理性新时代的开始。 综合起来,笔者以为,所谓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换句话说,大学理性首先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张扬理性精神,追求知识与真理,把理性看成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通过西方大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表明,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学,再到现代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美式大学,大学理性无时不贯穿于其中:首先,知识与理性是整个学术系统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学和研究则是操作这种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动;其次,大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高深学问”,本身就是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执著追求的结果;最后,现代大学所倡导的社会服务,必定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现代大学三大功能的合法地位的获得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域。然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学术界大多数人在谈论大学相关话题时,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其“价值自由”与客观性,即把理性当作大学发展的至高原则,这也间接成为高等教育哲学思想演变的“大熔炉”。 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思想家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指出,到1520年欧洲业已形成的机构至今以其公认形式维持到20世纪的还有85个,其中有70个是大学,而那些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组织几乎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无疑间接为大学理性所具有的穿越历史时空、照亮人类文明进程的本质特征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解构主义哲学代表人德里达指出,现在全世界大学都是模仿欧洲特别是18、19世纪的德国模式筹建起来的,都要求大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都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被独立地、无条件地提出来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的意见的地方。由此可见,就算德里达手中的后现代主义解剖刀无往不胜,但对大学恪守理性与追求真理的内在本质依然充满敬畏之心。概而言之,大学作为这个世俗社会中理性精神、精英意识与卓越原则的发源地与贮存库,它还必须意识到促使自身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意义:它应当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公众舆论,因为大学本身就内含理性至上的逻辑渊源-按照自然的法则去追寻真理和发现真理。(作者 张学文 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