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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饬书院规制。虽然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章程，但由于书院草创，并未严格执行，等到张之洞离任后，尊经书院的规章制度一度废弛败坏。当王闿运接手掌教之位时，创建不到五年的书院已经出现了诸多积弊。例如，前面提到张之洞捐俸购书二百余部，起尊经阁藏之，并一手订立了借书制度。但是，王闿运入院后，却发现“院生掌书者全不经理，凌杂无章，可为叹息。”于是，作教示一篇，征院中残失书。又如，王闿运初至尊经书院时，学生中流行吸食鸦片，“馆生三百人，吸烟者至二百七十余人，吾皆汰之，推举不吸烟者，得七十余人，自是馆生无嗜烟者。” 他还重新制定了书院条规章程，制定这些条规章程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院课的地位，二是削弱主讲的权力。他出任院长后即与丁宝桢商量，《湘绮楼日记》记载：“至樨公处久谈，略言书院规制变通，使官课不得夺主讲之权，主讲亦不宜久设，仍当改成学长，学长亦随课绌取，庶免争竞也。”这样做，一方面减少了官府对书院教学的干预，争取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把权力收归院长，为打击和削弱了二钱的江浙派做好了准备。结果这两项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光绪五年三月廿四日，“程藩使以诸生课卷不齐，县牌来责。人言纷纷，有云盐道怒我而挑之者；有云钱宝宣怨望而激之者；有云司道合谋振兴文教，讲习经策，愠我以应试为教，而专相齮龁者。言皆有因，而皆无如何。”至于二钱中的钱保塘，已于一个月前被派往清溪赴任去了，院中只剩下钱保宣(字徐山)一人。五月二日，王闿运在《日记》中说“钱(钱保宣)前阅书院二课卷，人亦俗雅，浙派之潦倒者。”第二天，“张生祥龄来，多为钱徐山言，似疑我不能容之。”表明院长与主讲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王闿运的这些做法不能简单视为文人相轻或门户之见，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是要为推行他自己的学术主张扫除障碍。 2)开启蜀学宗风。王闿运掌教后对尊经书院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惜得罪布政使和书院主讲二钱，其最终目的是要贯彻自己的学术主张。那么，他的学术主张是什么呢?王闿运人蜀后，见丁宝桢第一面就指出：“凡国无教则不立，蜀中教始文翁遣诸生诣京师，意在进取，故蜀人多务于名。”半年以后，他又一次向丁宝桢提出这个观点：“文翁教泽未善，务于显明其门生，遂有题桥之陋，不若贵州尹珍、王守仁之正，故黔习犹胜蜀也。”后来，王代功在编《湘绮府君年谱》时，把这两段话的意思杂糅起来，列为王闿运入蜀所议第一事可见大有开宗明义的意思。在王闿运看来，书院教育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承担者，更是科举制度的矫正者，蜀学不振的根源在于“文翁兴学”这一传统中所暗含的教人以学术为手段、功名为目的的错误教育观念，造成了蜀士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不能潜心研究学问的恶劣后果。所谓“题桥之陋”，典出《华阳国志·蜀志》：“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比喻对功名的贪图和迷恋。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闿运在这里把文翁兴学和题桥之陋联系在一起，是依据《三国志》秦宓的话：“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这种说法可能并非史实，王闿运这样说大约也不过是借题发挥，其真正意图是要针砭蜀士贪位慕禄的陋习。 费行简认为王闿运的议论是直接针对刘沅及其追随者而发的：“清世蜀学晦塞，有刘沅者，自谓通三教，取俗所传《文昌阴骘文》教士，号文昌教。其子适官翰林，蜀人靡然从之，几无通士。闻先生(王闿运)说，乃幡然改习注疏诸史文选之属。”此处提到的刘沅之子是其四子刘桂文，曾为川籍京官的领袖，但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中的进士，这时王闿运早已离川返湘，不可能针对刘桂文官翰林一事来发议论。虽然所举的事情不合史实，但费行简却敏感觉察到了王闿运的学术思想与蜀中固有学派之间存在冲突。按理说，四川和湖南都地处偏远，乾嘉朴学盛行于吴、皖之时，蜀学、湘学皆寂寂无闻，两省学者的学术处境是比较一致的，但两派的学术进路却貌合神离。所谓貌合，是指蜀学和湘学都走的是博杂的路子，既不依傍乾嘉考据之学，又不屑与常州派今文经学为伍，而是独树一帜。所谓神离，是指蜀学之博杂，是杂采三教，湘学之博杂，是杂采古今。章太炎说：王闿运“从词章入经学”，“不专取《公羊》，亦杂采古今文”。可谓得之。费行简称蜀人闻王闿运之说，幡然改习注疏、诸史、《文选》之属，正是有感于蜀中旧学乃三教九流之学，不登大雅之堂，经王闿运一番教化，风气始变。 但这一变，并没有按照张之洞等人当初的设想，培养出一批精通江浙朴学的人才，而是让蜀学走上了湖湘派古今文兼采的路子。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蜀学和湘学在清代的学术处境相似，更能互相接纳。王闿运初到成都，就对尊经书院的学生说：“治经以识字为贵，非识《说文解字》之文字为贵。”此话后来被廖平等弟子奉为圭臬。1912年，刘师培在四川国学学校任教时，主张墨守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许书上合古籀，信而有证，旁逮俗文，莫不毕载。信夫!范围不过，曲成不遗者矣。”这两种对《说文》的态度，背后恰好反映出蜀学、湘学与江浙一带朴学的根本分歧。乾嘉朴学主张以字解经，而蜀学、湘学重以师说、家法、条例解经。当时，廖平弟子蒙文通受刘师培的影响，喜读《说文》，廖平立即责备他：“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此后，蒙文通遂“循廖氏之旨以治经，惟家法条例之求，而不屑屑于训诂名物矣”。 如果说王闿运的经学有什么特点的话，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注重《仪礼》。他在出任掌教之日，即进诸生而告曰：“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世载堂杂忆》记载：“王壬秋最精《仪礼》之学，平生不谈《仪礼》，人有以《仪礼》问者，王曰：‘未尝学问也。’黄季刚曰：‘王壬老善匿其所长，如拳棒教师，留下最后一手。’”王闿运精于《仪礼》是对的，但黄侃说的匿其所长却大错特错了。《湘绮楼日记》中就有王闿运与尊经书院学生一起钻研《仪礼》的记录：光绪五年五月十八日，“廖生问郑注殇服中从上下之异。余初未寻检，夜列表未尽。廖云程易畴言不功殇中下无服，郑说不可通，似亦有理。属廖总列殇例观之。自此又将从事于《礼经》矣。” 《礼记·礼器》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充分说明了实践礼仪的重要性。王闿运掌教之前的尊经书院，典礼仪式比较简单，《张文襄公年谱》曾提到“院中为飨堂，祀蜀中先贤经师”，并没有说明祭祀的具体细节，但从后面王闿运对院生们习礼的描述来看，尊经书院初期没有对学生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王闿运出任山长后，一反以往的教学方式，不仅教书院学生研究《仪礼》，还特别注重让学生实践《仪礼》。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略窥当年书院师生们习礼的过程。例如，“光绪六年八月九日，夜删定《乡饮酒》礼，似尚可行。十日，与诸生演释奠礼及饮酒礼，凡二次，手脚生疏。……薄暮复演，稍已成章。十一日，寅起，俟明行释奠礼，辰正观祠，吴、张、薛监院行礼。午后再演乡饮酒礼。十二日，雨。日中行乡饮酒礼，诸生至者四十余人，齐之以礼，甚为整肃。请松翁为馔者，升坐，无算爵。”这一天由于没有限定饮酒爵数的饮酒礼，大家至醉而止，发生了张孝楷、杨炳烈两个院生酒狂骂坐之事，“一堂愕眙，牌示责之”。第二天，王闿运还为此事郑重发布了一篇教示。紧接着，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释奠：“与监院诸生释奠，朝食后于讲堂行燕礼，未正乃罢，筋力已觉不支，幸馔羞未备，得少息耳。……已，复集堂上会食，礼成，颇有整肃之观。”践礼的效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日记》记载：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释奠时班甚整肃，礼毕后以羊豕祠三君，监院行礼，待口人，至辰正方至。祠已，出堂点名，诸生威仪济济，殊徵为学之效，余心甚喜。……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者四年，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为大喜。”《日记》里没有说明张、杨修好的原因，但《年谱》里直接指出二人是因为在一起习礼后，关系才发生好转的：“二月十日，大昕，行视学礼，张祥龄子绂与杨锐叔乔不和者四年，同学皆以为不解之怨，释奠后，张、杨置酒修好，府君欣赏，以为足徵为学之效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