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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春秋末，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在这方面作了一次集大成性的总结，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论语·子张》)。应该承认，在当时这一思想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它是对世官制最彻底的否认。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比较而言，科举制对此思想的贯彻最为全面也最为彻底。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广大士人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的模式奋斗，“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追求功名，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日夜为进入“官”的行列而苦心钻营。其结果，必然导致官本位的恶性膨胀：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红楼梦》中所写贾府居官之荣与去官之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官作为权力的代表，受到人们的景慕、向往，这本是人之常情。不过，在中国古代，对官的追求，除了要享有特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之外，还包含着更为直接的经济原因，即做官发财——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大家知道，官吏只是从事社会管理的公职人员，其本身不能创造社会财富。任何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管理人员，但如果此辈过多，比例失调，也必然要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尤其智力阶层，本是社会成员中思维力创造力最强的部分，若他们一味追求做官，而不将力量投入到与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两方面)直接相关的劳动中去，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在古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即“做官”的代名词。读书人经十年或几十年的寒窗之苦，甚至遭受种种耻笑和侮辱，但应试求官之心，皓首不灭。读书做官，就高人一等；而从事工商实业，诸色方伎，则被视为下九流的贱业。特别是把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统统当作歪门邪道，不屑一顾。当然这种读书做官的道路，是古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精心设计的。据载，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后端门时，见到新取的进士们一个个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出去，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意谓天下英雄都落入我的圈套了。可见，读书做官之途，正是统治者设下的陷阱。对此，古人实际上早已指破其中的奥妙——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也！随着科举制的成熟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化，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主义也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后进，从文明变愚昧，此关系甚大。 科举制度的推行，特别是八股取士，还带来了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封建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相关，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确定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尽管不无尊儒崇经的意愿，但首要的目的却是为了钳制思想。为此，甚至连对儒经的注释也要统一。这样，无论是经学还是理学，都成了“日用少而畜德多”的脱离实际的教条，禁锢思想的桎梏。而且时代越后，情况越严重。二是从文人学士方面来看，当政者既然“以利禄劝儒术”，他们也就“以儒术徇利禄”，把“四书”、“五经”当作入仕的敲门砖，根本无意探究“微言大义”，更谈不上身体力行。表面看起来，这些人似乎也能大讲特讲所谓的“经邦治国之道”，但全是纸上谈兵，无补于实际。 毋庸讳言，科举时代治才教育中并不是截然没有一点经世致用的智能教育内容。当时的统治者针对学用脱节和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也曾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明代先后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建立“历事监生”制度，即让毕业的国子监生在规定的时间里到有关衙门去实习，以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具体又分为“正历”与“杂历”两种。二是设立“观政进士”，即让新科进士在正式任官前带着使命去衙门工作，以熟悉政务的过程。三是颁行《新官上任须知》，即将新科进士初任职时应注意的问题一一开列，标明易发生弊端之处，以补其经验不足，防患未然。应该承认，这些补救措施，确实起了某种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这种作用并不具有突破的性质，仅仅治表而不治里。唯其如此，中国古代从人才教育到官吏选拔一贯到底的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弱点——特别是被科举时代推向极致的这种弱点，作为一项沉重的历史教训，就格外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作者简介：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