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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 [1] 。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 [2] 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编写教科书的缘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价值观、社会观，培养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二次改革学制，规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废科举，设学堂。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相应改革，历史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为培养新式学堂学生的需要，有必要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 一、编撰的指导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学，成了“全盘西化”的鼓手。他们指出：“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 ····· 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 尚 。” [3] 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 1903 年 4 月 17 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 不象 。”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 [4] 章 太炎也认为 ，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缺少爱国心，主要在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抑制的。” [5] 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激励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 “ 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 “ 生存危机 ”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 “ 清理 ” 工作。 1902 年 9 月，柳诒 徵 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 23 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 纂 之职，据日人那 珂 通 世 的《支那通史》 ( 卷四至宋代止 ) ， 增辑元 、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 “ 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