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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内蕴着经世精神的实学思潮高涨，是对抗着宋元以来的理学以及当世的空疏学风的。如唐顺之以为“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29）；焦竑说：“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雕虫刻之用，而所当留意者，或束阁而不观，补不善读书之过矣。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之变，非经世也。”（30）又曰：“先儒言才学便有著力处，既学便有得力处，不是说了便休。如学书者必执笔临池，伸纸引墨，然后为学书；学匠者必择斧运斤，中钩应绳，然后为学匠。如何学道只是口说？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31）。 “学不知经世”、“要须实践”，确乎是晚明有识见的儒者在目睹宋以来儒学偏于内圣而造成流弊时着力重申的口号。“经世”本来就是儒家的思想文化精神，尽管宋明理学诸儒也有经世之说，但他们所重者在心性，以为修身正己即为经世，其实是曲解了经世的意义。所以，晚明唐顺之、焦竑、陈第等人重申经世，强调实践与变通，这既是明代初期王祎等和明代中叶丘濬强调的体与用兼尽、道与法不可或缺观点的延续，更是对先秦早期儒学经世精神的复兴。随着这股思潮而来的是对政治的关心和参与，东林诸儒在这方面即具有显著代表性。东林士子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并希望通过讲学去正世道人心。东林书院创办人顾宪成云： 士之号为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有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矫之中也，待夫有余不足者也。是故其矫之者，乃其所以救之也。……夫救世者有二端：有矫之于上，有矫之于下；上难而下易，势使然也。（32） 另一位东林领袖人物高攀龙亦曰：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君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时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实念实事，在天地间，凋三光敝万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尽之身，而役役于过眼即无之事，其亦大愚也哉！（33） 由顾、高二氏所言可见，东林诸儒所提倡的学术是要经世的，而且应时刻事事以君民为念、以君民为事，学术不可以脱离现实 社会生活和实际政治运作而独立存在。他们讲学既有如此意图，则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34）并且“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35），自然属于必然现象了。 五 自先秦以后，儒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肩负着将整个社会导向更美好更理想境地的责任，这些都具体而又生动地体现了儒家经世精神。李泽厚说儒学生命力不仅在于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更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42），其论确有道理。 时代的变化使儒家对经世的要求亦随之而变。先秦早期儒家多谈治道而少言治法，但大一统帝国出现以后，政治日趋制度化，知识亦趋于专业化，经世便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实践。对实际问题缺乏了解或不作思考，提不出有效验的对应之策，这只能是空谈经世。学是否能适用？道理是否能付诸实践？并不单单决定于机会，还要看这“学”与“道”本身的取向。学与用的分离是日渐严重的问题。明代中叶以后，儒家提倡实学，提倡变通，强调了解实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是他们为解决这个难题所做的有益努力。其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注重经世之法，以矫正往昔过偏于经世之道的缺失。这取向开启了儒家经世之学的新境界，经世不再只是一种抱负，而更是一门救世的学问。这学问、这取向又成为近代中国改革变法以至革命，谋求中国传统走向近、现代的原动力。 虽然儒学随历史运演而不断变化，但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亘古未变，儒家的经世精神是永恒的。置诸当今之世，儒家经世基本精神仍具有多方面意义。譬如，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等并存而又对峙的背景下，如何重新体认、诠释儒家“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的观念，以消解现实社会中全球化与本土化、单极思维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和冲突，并正确理解和处理族群认同、种族认同、性别认同、语言认同、地域认同、阶级认同、年龄代际认同、宗教认同等问题；在商业化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开掘儒学传统资源，讲求信用、道义原则，增强人际之间的道德与情谊关联，提升人们的心性修养境界；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过程中，怎样始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充分了解、认识客观存在着的困难和问题，对诸如困难群众生存艰难、生态环境恶化、劳资关系紧张、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等实际问题提出有效的对应之策；……所有这些，既可以成为儒家经世基本精神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新的具体表现，又无疑能够赋予儒学经世精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43）。这大约也可称之为儒学传统的创新。 [注释] （1）章太炎：《国故论衡》云：“《齐物论》语‘经’犹‘纪’也。三十年为一世，经世犹纪年耳。”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卷上，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28页。 （3）《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 （4）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4页。 （5）刘师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见《国粹学报》第33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 （6）《论语·雍也》。 （7）《论语·宪问》。 （8）《论语·雍也》。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子部·儒家类》引言。 （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 （11） 王通续撰六经，确有摹仿孔子，希望做新圣的一面。 （12） 《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89页。 （13） 《河南程氏遗书》卷四，见《二程集》，第71页。 （14） 《真文忠公全书》卷首《上大学衍义表并劄子》。 （15） 真德秀：《大学衍义》卷首《大学衍义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