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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废了科举。如何善后？ 废科举乃举国之大事，理应做好充分的善后准备工作。由于仓猝定制，从递减科举中额到立废科举的急速转变过程，已容不得清政府过多地考虑善后问题。面对府州县学的停办，面对数百万求进无门的举人、生员、童生，清政府既未解决他们的认识问题，也没有合理安排他们的出路。废科举之上谕，只是“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其各认真研究，随时考察，不得稍涉瞻徇，致滋流弊”。至于如何做好舆论宣传、组织保证、财政支持、师资培养等，均不明晰。实际上，在其后兴学堂的过程中也看不到清政府的得力措施，全凭各地方长官的认知程度各行其是，而众多地方都在强调“无经费”、“无师资”。 正是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善后措施，造成废科举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想的混乱。陕西横山县在初建高等小学堂时，“民智闭塞，呼学校为洋学堂，相率裹足，故假官权强迫各堡私塾生徒入校，仅得学生十二名”。光绪三十二年，内阁中书殷济奏称：“自国子监归并以来，师范生已失所望，近又窃闻有永停出身之议，中学堂以上学生，恐不免皆有疑虑。盖国家进退人才，唯名与器，中国人于功名二字印人脑筋最深，若一概弗予出身，恐非所以奖以往、奖将来之意。”可见，国人还缺乏对新学堂的认识，不知新学堂为何物者大有人在，而进入新学堂的人又要为自身的出路担忧。对此，早已有人指出问题之所在。进士出身的何刚德称：“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堂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民国初，有人总结说：清末，“国势变迁，学说则新旧交争，政治则中西揉杂。旧来之根据全失，前途之趋向不定”，“当此时代，凡一切兴学育才、用人行政要旨，补苴掇拾，毫无宗旨政策之可言，而国家政务，咸隳败于冥冥之中。及至改革事起，遂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上述评论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废科举是大势所趋，但清政府认识上的浅薄及政策、措施上的疏失却是不容否定的。 废科举后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仓猝定制，思想准备不足，措施不力，因此，废科举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新学堂的发展，更使乡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困境。 1、旧的教育体系解体。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 明清时期的教育，完全纳入了科举的轨道。政府除了建立府州县学，以为科举储才外，同时在乡村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私塾，用以承担启蒙教育，并为地方儒学输送人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对乡村文化的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且经历数百年，可谓根深蒂固。废科举以后，旧的教育体系一下子解体了，而新的教育体系一时又无法构建，使乡村子弟无所适从。新学堂初建时，几乎全部设在州县以上城市，乡村子弟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局面。旧的教育体系中，启蒙教育在乡村教育中占了极大比重，而没有了启蒙教育，乡村子弟很难考进城里的学堂。实际上，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乡村教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此拉开了与城市教育的距离，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而这种文化教育的中断，哪怕只有十余年，便是一代人的延误。尽管朝廷屡屡颁诏，令各地兴办学堂，但各地行动不一，极不平衡。能够遵旨行事已属不错，何况还有观望者、敷衍者。虽然新学堂在废科举后有了较快发展，但远远满足不了城市的需要，更不要说乡村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奏称，“今考之，学堂之推广既稀，人才之进步转滞”，有些地方，“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而在乡村，“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黄运藩看到了问题，却没有切实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再恢复科举，使科举与科学并存。他的观点与时不合，被学部以“毋庸议”而排斥。但是他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 2、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 科举制度的推行，把读书与做官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读书做官”成为流行的读书观，影响深远。科举时代的劝学之风久盛不衰，它既有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同时又把功名利禄作为劝学的手段，宋真宗的《劝学诗》即是典型。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类的宣传，渗透到乡里民间，妇孺皆受其染。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更为世人树立了读书做官的样板。在明代的文献中已有“学优而仕” 的提法。表示真正有学问的人可以入仕做官。总之，“读书做官”的影响已是根深蒂固。科举可以立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清廷下诏兴学堂后，“起视各省，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待废科举后严令兴学堂，仍未见有太大改观，其重要原因还是观念未转变。四川越巂厅“僻陋在夷，闻见褊窄，语以游学，骇为奇谈”，且“多不见信”。有些地方，“虽有学堂毕业者，乡党不以为荣，不知荣则不知奋”。《浮生手记》的作者骆憬甫是清末生员，钱塘人，因两次乡试未中，就在废科举的那年，一位有见识的俞先生劝他报考杭州府中学堂。当时，除了他的母亲同意外，所有“亲戚乡老族人”都反对，好像“是吃洋教一样”，大都“嗤之以鼻，背后批评” 。骆憬甫所住之乡村距杭州城不远，这里的观念尚且如此，僻远之地就更不必说了。直到民国初年，这种状态仍无多大改观。1928年，吕思勉在《考试论》中说：“中国人，固最好令其子弟入学，亦最好捐资兴学者也。观于向者，各地皆有书院，及义塾、私塾之林立可知。今者捐资兴学，固不乏其人，然较之往昔，则尚不逮。私家之延师以教其子弟，及私人之藉授徒以胡口者，亦日见减少。是何也？则是非黑白之不彰为之也。”所谓“是非黑白不彰”，实指传统读书观尚未转变，因此看不到教育的育人功能。该文并称：“论者不知教育之未尽善也，乃以学为无益，则肯延师以教其子者自少。”许多人正是看不到读书做官的效果，而且对新学堂又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会产生“学而无益”的想法。正是从废科举开始，“读书无用”论出现了。从“读书做官”到“读书无用”，恰恰反映了某些人的传统观念尚未转变。在相当一些人的心目中，读书既不能做官，那便是无用。“读书无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废科举后，清廷对学堂毕业生量予出身，用以刺激人们读书的积极性，这对于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或出国留学的学生或许还有点诱惑力，而对于一些在中小学堂读书的学生，乃至众多乡村子弟来说，已不能重新唤起往日的动力。在传统观尚未转变，而新学堂又未能触及的乡村，传统的启蒙教育难以为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