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光武帝刘秀所倡导的以儒学为主导的“读经社会”为稳定东汉政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社会创新力，因此也导致了思想的僵化和学术、政治的腐败。至东汉晚期，“读经社会”所培养的太学生和党人抗争并不能挽救东汉的败亡，有志之士开始摒弃官方一直主导的意识形态儒学。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光武中兴：皇帝亲自开创“读经社会”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廿二史札记》卷四)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59)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又为功臣贵族后代别立校舍，挑选其中有才能者入学，并要求近卫武士都应通《孝经》章句。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又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解说儒家经典。汉和帝曾经“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汉质帝时，临朝执政的梁太后颁布诏书，令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遣子就学。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关于东汉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的认识，这种意见大体可信。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又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刊于石碑，树立于太学之门，使天下读书人有所标范，也成为文化史上的要闻。一时“东京学者猥众”，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各地的地方官办学校，也有空前的规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