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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专家预测,在20世纪高等教育充分展示了其政治、经济功能之后,人们未来可能更加注重发挥大学的文化功能。已往对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问题,而很少顾及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本原联系。为此,通过对中国古代大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期能进一步明析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好地发挥其文化功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 最初的大学是一种文化机构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最早的古代大学。其实,“成均”乃是五帝部落联盟时期用于实施“乐教”的场所,是当时的精神文化集中地。因为音乐在当时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宗教仪式和公共集会时必须有音乐。音乐是当时的高等学问,部落显贵都很重视音乐修养,贵族子弟更要接受乐教。然而,“乐”在当时却涵盖了包括音乐、舞蹈在内的一切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内容。这样,专门进行乐教的“成均”实是奴隶主贵族子弟的“文化俱乐部”。 西周的教育已形成体系。“辟雍”是天子设在一个四周环水之处的国立大学,是一个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于一体的官立高等学府,但也将这里作为讨论国家重大事务的政治活动中心。高等教育与文化在此处得到了充分融合,大学集文化与教育于一体的功能进一步彰现。 “稷下学宫”是目前大多数教科书所认定的中国古代大学或高等教育机关。它以其独创的官方兴办、私家主持的办学体制,集讲学、著述、育才和资政为一体,自由游学、自由听讲、鼓励争鸣的办学方针以及特有的尊重优待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它把各家学派荟萃其中,不仅充分发挥了大学的文化交流与创造功能,更使“稷下学宫”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园地和闻名于列国的东方文化圣地。可见,先秦时期所谓的大学首先都是一种文化机构,高等教育还没有完全从文化事业中分离出来。＼ 二、高等教育是从文化事业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高等教育是逐步从文化事业中分化出来的,这可以从我国教育行政机关和教师职业的历史变迁中得到揭示。 原始社会不可能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只有到了奴隶制时代,教育工作才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六卿”之一的“司徒”负责。但这时的司徒主要还是全面负责意识形态和教化工作的的官员,而并非专门的教育官。《周官》云:“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抚万民。”可见,司徒职掌“以文教化”是其主要职责。 封建时代的汉代,太学等中央官学,均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实施统一领导。但这时的太常也是除负责太学博士及其弟子的考选之外,还主管祭祀、乐舞、天象、历算、太医和图书档案等工作,分化还只是初步的。 隋唐设立国子寺(监),成为古代高等教育正式从文化事业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标志。但从宏观上看,学校、科举却是由中央“六部”之一的“礼部”来主管。如此直到1905年清“学部”成立,才算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行政的独立化进程。我国在传统教育时期,高等教育始终就是文化行政机构和社会教化的一部分,虽有逐渐分化的趋势,但“文”、“教”不分的局面持续时间很长,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内在联系。 从教师职业变迁方面来看,原始社会的教师大都由氏族中经验丰富的年长者担任。到了氏族社会末期,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加和原始宗教艺术活动的出现,“巫师”开始从原始社会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他们以其拥有的宗教知识和掌握的巫术以及有关医药、历史方面的常识,俨然成为原始部落文化的集大成者,并被后人誉为是“知识分子的前身”。 但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前躯是“士”。“士”本来是宫府中的最低级官吏,在奴隶制时代“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体制中,担负着为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传授学术知识和从事文化服务的任务。春秋战国的巨大社会变革,使他们大量流落到民间,从而促成了文化下移局面的形成。“士”中的一部分人,如孔子、墨子、荀子等还开创了私人讲学,他们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传授者,在官与民之间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在民间建立起新的知识中心,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孔子等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教师,他们的出现和士阶层的崛起,标志着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首先从文化事业中分离了出来。 “博士”是与古今高等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概念,我们从它的身世中还可以更直接地和更深刻地感受到昔日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良好的关系。“博士”一词始于战国,在秦代是重要的兼职教育行政吏员,承担着保全历史文化遗产、充当皇帝顾问、传播文化知识的职责。应劭在《汉官仪》中说:“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在汉代,仅设有为数很少的“五经博士”,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的象征。他们除专司其专门之学、教授博士弟子外,同时参与国家政事的讨论。魏晋南北朝的博士之设有进一步扩充和分化的趋势,除国子博士、太学博士,还设有专门的书学博士、律学博士、算学博士等,这些博士均以传经授受,训育诸生,“敦五化,隆风俗”为本意。直到唐代国子监“六学”所设的各科博士,才始全以“教训诸生”为职志。明清所置“博士厅”中的博士,专司讲授“四书五经”,其他学校事务分别改由绳愆厅、典籍厅等处理。这样,“博士”便从一个掌管文教的“博士官”,逐步演变成为以教训高等学府诸生为职志的教员。这可以说是高等教育从文化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个历史缩影。 三、 大学历来就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地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到来,现代大学己成为引入异质文化的主要渠道和进行文化接触、交流与融合的主要阵地,在交流的过程中,文化创造的火焰也首先往往从高等学府中燃起。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其间学派林立,思潮叠涌,百家争鸣蔚然成风。伴随着学术文化的交流与进步,私立大学得以首创,这不仅为我国教育增添了新的形式,还特别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与方法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促进了大学的进步与发展;各派私学的创办,又加速了学派体系的成熟和确立,并通过进一步的人才培养扩大了学派的影响,使各家私学均成为该学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共同推动了我国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自宋以后,书院与理学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更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一方面,理学的兴起直接促进了书院的产生和发展。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的名称,是儒学、道教与外来佛教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是儒学佛道化后形成的“新儒学”体系。它萌牙于唐,形成于北宋,至南宋日渐成熟,学派勃兴,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等。各派学术大师为了宣扬其思想主张,均积极创设书院,吕祖谦创丽译书院,陆九渊立象山书院,朱熹则兴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亲订《白鹿洞书院学规》,使书院之名闻于天下。另一方面,书院又成为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基地。理学家们往往以一所或几所书院作为他们讲学之地,专以讲论和传播自家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为不同的学派。书院创行了“会讲”制度,使不同学术流派大师之间可以展开争鸣和讨论。这样,书院和理学共荣共生,极大地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和古代学术文化的繁荣。 其他思想家也都和书院有不解之缘。“心学”思想家王守仁就先后修建了龙冈书院、濂溪书院等;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曾主讲宁波证人书院,奠定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基础;颜元为漳南书院绘制的蓝图充分显示了其实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而明代东林书院,不仅是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还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中心,其作为文化基地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扩展和深化。 四、 文化是大学与政治之间的中介 我国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曾说: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一般都要通过文化的折射,文化成为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的中介。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文化在古代大学与政治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选举考试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在政治与高等教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古代选举考试制度本属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但与高等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统治者通过考试确定所需“贤才”的标准,这一标准旋即就转化为学校教学的蓝本,致使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反过来,欲从政者也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中介才能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正所谓“学而优则仕”。“优”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加以检验和确认,科举制度便成为将“学”与“仕”连接起来的中间环节,进而也是政治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中介”。由于科举的中介作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列举考试长久实施之后,人们唯以中介作为突破对象,科举考试已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选拔方式,而成为社会生活中心,成为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文化现象。 其次,儒家思想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在古代政治和高等教育之间发挥着折射作用。自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既影响着政治,又制约着教育,进而成为人们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潜移默化使人们受其熏陶。对于中国人来说,即使你从未进过学校,也不知孔子其人,更没读过《论语》,但在你的心灵深处,必定受过或仍然保留着某些孔子儒家文化的痕迹,对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政治对儒家“贤人”、“君子”价值观的肯定,影响着高等教育目标的确立,政治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提倡,使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长期习惯于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儒家文化重视人文道德教育,不重视自然科学,忽视职业技能训练的理念,又决定了我国大学教育内容的选择。 最后,文化选择在高等教育与政治之间发挥着特殊作用。秦朝崇法,儒士被杀;汉代尊儒,经学盛行;南北朝信佛,儒学衰落,唐推老子,玄学开馆;元之后理学当政,《四书五经》必读。可见,政治最直接的还是先对文化发生作用,进而对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当然,高等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也有重要意义的。汉尊儒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天人三对策”起了关键作用。理学之所以成力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哲学,书院所发挥的权威性选择及影响力不可低估。但当专制主义取代理性的文化选择后,又会给传统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危害。明“四毁书院”,文化高压使启蒙思想遭到扼制;清文字狱,知识分子只得埋头训诂,文化创造的火焰渐渐熄火。直至西学东渐,新的文化选择才使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 五、 古代高等教育家的文化属性 文化一方面体现在教育家身上。我们说,中国古代没有纯粹的教育家,或者说教育家首先都不是教育家,而是某个文化领域的大家,例如,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先是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名人;墨子、孟子、荀子等首先也都是思想家、哲学家;至于董仲舒、王充,思想家的成分要比教育家多得多;而韩愈、柳宗元更是以文学家名世;王安石更是一个政治家;朱熹虽从事教育40多年,但不能说他仅仅是一个教育家;而王守仁除为思想家外,还有军事家的才能。然而,这些历史名人都被认定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 当然,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教育问题,教育是广义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教育,反倒是将高等教育置于其相应的文化系统中去发展和研究才有真正意义。如韩愈奖掖后生,围绕在他周围有很多文学青年,“韩门弟子”遂成门派。也就是说,真正的高等教育家都是身处独特的文化领域之中,承载着某种文化因素,他们是那个文化领域的教育大师。也正因为如此,古代高等教育家还都从各自文化领域的角度,对高等教育发表了诸多见解,他们有关哲学、伦理、宗教、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虽无研究教育之名,却有探究教育之实。也许正是每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文化特色,才使得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教育与文化并行发展、互动争呜、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教育家又是文化的推动者。从一般意义上说,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又多是先以教育发迹,而后以其他成名的。即是说,正因为他们首先是教育家,才有可能在某个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胡德海先生在他的《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一文中指出: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黄帝等传说中的人物,固然是原始社全部落的著名首领,但关于他们的诸多传说却清楚地告诉人们,他们只有首先是杰出的教育者,才能成为公认的著名的部落首领。这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完全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要求所致,也是适应社会存在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结果,他们是发展社会文化、推进社会生活的创造性人才,同时也是中国史前时期最典型的教育家。其实,《礼记•学记》中也早有相关表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者,所以学为君也。”可见,文化和教育在教育家身上能达到和谐统一。正如胡德海先生所言:和任何人一样,教育家也孕育、生长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天地里,他们也是人类文化的产儿。所不同的是,他们“既是人类文化文明最辛劳的耕耘者和播种者,也是人类文化文明最丰硕的收获者和拥有者”。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因而研究传统高等教育就不应离开文化问题的研究,而探讨现代高等教育问题更应树立文化的观点。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有文化视角,高等教育现实研究要考虑文化因素,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研究要探究文化本源,高等教育比较研究要顾及文化传统,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展望必须以文化变迁为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真正改变以往只考虑政治、经济因素而很少顾及文化因素的不足,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为跨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潘懋元.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博士论坛)[Ｊ].教育研究,1996,(1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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