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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神农易”与《伏羲易》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中华大易体系的一体之两面，它们共同严密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以二进制数理自然地展现了宇宙生成的本然面目。它们孪生的对立统一关系恰恰又反过来证明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以道阴阳”的易理精蕴和大易本旨。“神农易”与《伏羲易》的并行，将启示着人们重新对《易经》的象数进行深入地反思。 关键词：神农易；伏羲易；邵雍 邵雍从陈抟那里发掘出《伏羲易》，后经朱熹推崇而传于后世，享誉至今。今天，又一被称为“神农易”的易系突现于世。据将此易公之于世的南阳人武化方所述：解放前夕，武化方的祖父武崇献在本村堡长手下做事。一次出于善心从堡长私设的刑堂上私放一个外乡人，此人姓陈名修，陕西渭南人，精易学，好游历，常行走于湖北、河南一带。解放后，陈修为表答谢，每年春节携礼到武家看望，遂成为至交，于是传武崇献一套配数的八卦图数。据陈修称即为上古人皇神农氏易图数。[1]此图是否真是神农易当然颇值得怀疑，但是我们重视的是此图亦如伏羲易一样，蕴涵着丰富的易学思想和哲理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通过将此一易系与《伏羲易》在易理上的比较，笔者以为，两个易学体系是对等平行而又互相发明的，它们的共存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阴阳至简却生生变化奥妙不穷的易理精蕴，亦使我们更加确信易本于阴阳象数的易学基本理念。 一、“神农易”与《伏羲易》是对孪生的易学体系 以前，正值《伏羲易》独行之时，我们因为没有参照对象而不能全面透彻地领会它所包含的深层义理，只能从表面上看出它是一个成之自然入情入理的圆融体系。现在“神农易”出现了，这不但使我们进一步地理解了《伏羲易》的隐而不彰的另面意义，而且也使我们看到事物中阴阳的生生变化还有另外的一种自然的形式。“神农易”亦是一自足的与《伏羲易》相对等的“圆而神”的易学体系。 我们说“神农易”与《伏羲易》是对孪生的易学体系，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等量的外在表征，就像是孪生的姊妹一样。首先，从外在的体式上看，“神农易”即与《伏羲易》完全同构。《伏羲易》是以四个基本易图立其易系之本的，这四图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正是此四个基本易图才使邵雍推演出了他的整个大易系统。与之相应，“神农易”亦有四个基本的易图，即神农八卦方位图、神农八卦次序图、神农六十四卦方位图与神农六十四卦次序图（见文后图1、2、3、4）。而“神农易”也正是以此为基而自然生成其大易体系的。《伏羲易》与“神农易”体制的对等即反映了二者的亲近关系：它们是相似而又相近的易学体系。 但是，外在形式的相同也仅能说明其表面的现象，还不能从本质上反映出其内在的相关性。能够从本质上揭示两易学体系相对等相平行的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阴阳观念基础之上的。阴阳观念是《伏羲易》与“神农易”生成的大本大根，这正符合易学的基本理念。《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阴阳观念是所有易学体系的核心。“神农易”与《伏羲易》立足于阴阳的构创，深得易学之正源。 不唯如此，“神农易”与《伏羲易》亦皆是理分卦、数，沿数生象、生生不息而自然生成的。都是遵循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一分为二的原则而得发生的。因此，两大易系可谓皆是得之自然、“说一事物如此齐整”（《朱子语类》卷一百）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两大易系并非人为的巧构，而是理势的必然生成。 二、“神农易”与《伏羲易》的不同之处 “神农易”与《伏羲易》都是基于阴阳观念而自然生成的具有相同结构的易学体系，但是孪生姊妹的相像并不能表明其内在个性的根本相同。实际上，它们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易学体系。 首先，《伏羲易》与“神农易”的阴阳观念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也是形成它们两个易学体系绝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它们阴阳观念的不同也就表现在它们从各自的视角所揭示的阴阳变化规律的不同上。如： 《伏羲易》的阴阳法则为： 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 而“神农易”的阴阳律则为： 阴阳、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阳阴阴阳、阴阳阳阴阳阴阴阳阳阴阴阳阴阳阳阴、……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它们都遵循着一分为二的法则，但它们所表现出的阴阳交互变化的形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阴阳交互变化的状态有且只有此二种形式。正是因为如此，这就决定了除了《伏羲易》与“神农易”之外，根据阴阳的生化规律不可能再有第三种形式的易学体系。这也就是我们把《伏羲易》与“神农易”看成是孪生易系的深意所在。或许有人会有疑问：阴阳的交互变化真的就仅有此两种形式吗？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下面我们用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来穷究一下阴阳变化的所有形。 我们知道，按照大易的阴阳观念，天地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构成，而事物在通过阴阳之化的生成过程之中，又遵循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法则而展开，就像一个生命体的形成是从一个细胞的一变二、二变四如此地逐渐分裂生长而成的一样。在此生成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即是第三阶段。因为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过程中，太极是不分阴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无法看出阴阳的变化。第二阶段即是生两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只有一阴一阳，因此我们也看不出它们会有什么复杂的变化形式来。最为紧要的就是第三期，即两仪生四象阶段。对阴阳交互变化的分析也正须在这个阶段上来展开。在这个阶段中，阴阳的变化就有了丰富的内容，全面地来看，它们的交互变化总共有六种形式，即： 1）阴阳阴阳式或阳阴阳阴式； 2）阴阳阳阴式或阳阴阴阳式； 3）阴阴阳阳式或阳阳阴阴式。 然而，从阴阳等易的观点来看，阴阳执事不分先后，孰先孰后皆是适当的，既可以以阴起首，也可以以阳打先。因此，这六种形式实际上也可以约化为三种形式。而从此三种形式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伏羲易》遵循的是第一种形式，而“神农易”则是按第二种形式运作的。那么，是不是第三种形式就是两个易学体系之外的又一种阴阳运化的规律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从“神农易”或《伏羲易》的八卦次序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四象阶段，如果呈“阴阴阳阳”状态则不能反映出阴阳“交互变化”的规律，因为“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种形式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将之移至“神农易”与《伏羲易》的八卦方位图中，我们将会看到，在八卦的第二爻变中，“阴阴阳阳”按一圆周排列起来就变成了“阳阴阴阳”或“阴阳阳阴”。在这里它又转化成了“神农易”阴阳律的运化方式。因此第三种形式不是别出于“神农易”与《伏羲易》阴阳律之外的又一阴阳变化法则。 那么，再进一步地说，是不是阴阳的运化规律定型于“四象生八卦”的阶段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从“神农易”与《伏羲易》的六十四卦次序图上可以明确地看出，在“四象”阶段上，二图的阴阳的变化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阴阳运化的形式的形成是“四象”奠其基，而八卦成其势，以后阴阳的交互变化皆沿八卦而来，而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变化产生。这即是说，阴阳的交互变化即仅有此两种形式。“神农易”与《伏羲易》分别从仅有的两种方式展现了天地自然万物的运化规律。有比较才有鉴别，惜乎我们在没有发现“神农易”以前，是一直懵然于此的。 其次，“神农易”与《伏羲易》表达阴阳生化规律的形式不同。 以上我们从阴阳变化的规律上说明了“神农易”与《伏羲易》这两个易学体系是不能添加任何人为工巧的自然生成。然而事在人为，凡人事即无不打上人为的烙印。譬如在如何表现阴阳的变化上，在将这种自然的规律付诸形式时，两个易学体系的创作者即各自表现出了其创作上不同的个人理念。自然他们也都表现出了尽量以人合天遵循自然规律的努力，尽量使之表现得圆通周遍，完满圆融。 要言之，《伏羲易》系与“神农易”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其八卦图、数的相异上。《伏羲易》系的八卦数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与之相应，“神农易”的八卦数则是坎一、巽二、艮三、坤四、离六、震七、兑八、乾九。两个易学体系八卦数的不同，即反映了“神农易”与《伏羲易》的创作者在如何以数代卦上的不同理念。 那么，它们各自以什么原则来生成自己易系的八卦数呢？ 在《伏羲易》的八卦次序图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它的形成过程。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其创作者很“自然”地顺势即以十进制数为序数从右向左标乾为一依次至标坤为八，从而形成了《伏羲易》的八卦数序。显然，这种以数代卦的方式是随意的，表示能指的数与表示所指的卦仅只是代码与所表示物的简单对应关系。因此，数与卦象与义理之间皆是游离的，其中没有一种内在的谐和相关关系。当然从正面考虑，这样做也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因为这里从一至八是一自然的数序，自然的数序自然最能表示自然生成的八卦，这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神农易”的作者却不这么看。在给按阴阳律自然生成的八卦配数上，“神农易”的作者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他没有《伏羲易》八卦数的生成那么随便。按照“神农易”作者的构创思路，数与卦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任意编排的，卦与数应该用一个理念统一起来而使之有机化、谐和化。于是，即用阴阳律将卦与数进行整合，使之合成了一个整体。既然卦分阴阳，数分阴阳，那么，用阴卦配阴数，阳卦配阳数，既是合情的又是合理的。经研究，“神农易”的创作者发现，在十进制的十个基本数中，天数五，地数亦是五，在天数与地数的交互生化中，有着这样的一种规律，即“差五与合十”。差五之数有六与一、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合十之数有一与九、二与八、三与七、四与六（五与自身相合得十，十与自身相合得十在易学中按模十处理，五、十为太极之数，它们存在于四天数与四地数的数理关系中，因此，亦是隐数而不是显数。）。显而易见，在差五的四组数中，各自显示出一阴一阳的状态，而在合十的四组数中，则分别表现出同阴或同阳的构成法则。而在八卦中亦恰好存在着与数的“差五合十”关系相一致的对覆关系（这里在对卦中，其关系与通行易学中的对卦关系没什么不同，皆遵守同爻位爻相反的原则。而覆卦关系则与通行易学有别，按通行易中倒卦体为覆来定互覆之卦，在八卦中只有震艮、巽兑两对覆卦，而“神农易”的作者又进一步从震艮、巽兑的覆卦关系中总结出了它们中爻相同而上下爻相反的规律，由此规则即生成了乾坎、坤离的覆卦关系。）。在八卦中有四对对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四对覆卦即乾坎、艮震、坤离、巽兑。在对覆的卦组中也使人很容易看出，互对之卦呈一阴一阳的状态，而互覆之卦则显示出同阴或同阳的式样。这样卦与数就有了可以通约的桥梁。顺此，“神农易”的作者将卦与数进行通配：对卦配差五，覆卦配合十。具体做法即是：乾为老阳，故配九，乾坤互对，故坤配四，坤离互覆，故离配六，离坎互对，故坎配一；震为长阳，故配七，震巽互对，故巽配二，巽兑互覆，故兑配八，艮兑互对，故艮配三。经过有序的推演，于是，“神农易”就形成了其坎一、巽二、艮三、坤四、离六、震七、兑八、乾九的八卦之数。由此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神农八卦之数与伏羲八卦之数比较起来，更增添了创作者理性化的思考与合理的成分，它使阴阳的交化规律在其体系内部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贯彻，从而使其大易体系内部诸要素的组合更加有机、谐和。比如将卦与数的谐配而生成的神农八卦数之序与由阴阳律自然生成的神农八卦方位图上的八卦之序正好相合：即由坎一始顺时针旋转一周，卦与数一致依数序而至乾九。而《伏羲易》的八卦数与由阴阳律生成的八卦方位图上的八卦位置就不太相合：它不得不在由乾一逆时针转至震四时再从乾一右侧从巽五开始按顺时针转至坤八。这种旋转是非连续的、断裂的。因此，这种内在构成的不甚圆满多少增加了些许遗憾。然而这些许的遗憾却被邵雍以“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巧妙解释给化解了。 其三，《伏羲易》是以其八卦次序图为立易之本的，《伏羲易》的八卦方位图是从伏羲八卦次序图的卷曲变化而来的；而“神农易”则是以神农八卦方位图为立易之本的，由此才推出了神农八卦次序图。两个易学体系这种相反相成的现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其中包含着很深的易理内蕴。 关于《伏羲易》的八卦次序图是如何生成八卦方位图的，邵雍在其《皇极经世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解释，他说：“太极即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皇极经世书·先天象数第二》）这显然是充满想象地描述了伏羲画卦的情景和过程：先进行在平面上加一倍而分成八卦，然后再立体地错置卦位使之具有与空间诸方位相对应的意义，就形成了《伏羲易》八卦方位图。朱熹也认为伏羲八卦次序图对于《伏羲易》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说：“若要见到圣人作《易》要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横图（即伏羲八卦次序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辞说。”（《答袁机仲书》）这里朱熹明确地表明了圆图产生于横图。 实际上，邵雍与朱熹对这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说得清楚的，他们只说明了由伏羲八卦次序图可以顺理成章地生出伏羲八卦方位图，而没有从相反的方向来说明为什么不能由伏羲八卦方位图而生出伏羲八卦次序图。或许他们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根本不须说明。实际上，这正是必须说明的问题。“神农易”的出现恰恰给了我们可资参照的对象，使我们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伏羲易》只能由次序图生成方位图而不是相反，这是由其内在的阴阳运化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只要按照同样的顺序排列一下它们由两仪生四象、再由四象生八卦的阴阳变化顺序，便可以对这个问题一目了然，如下所示： 伏羲八卦次序图的阴阳生化之序为 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阴阳 而伏羲八卦方位图的阴阳生化之序则为： 阴阳、阴阳阳阴、阴阳阴阳阳阴阳阴 （这里是从坤卦起首，当然也可以从乾卦起始，道理是一样的。） 通过这种比较，显然伏羲八卦次序图中的阴阳更替之序是自然的，更有规律的，它完全符合《伏羲易》的“阴阳阴阳……”式的基本定则，实际上《伏羲易》阴阳变化规律正是由此图生出的。相比较而言，伏羲八卦方位图中的阴阳之化方式则是与《伏羲易》的阴阳变化规律有出入的，它不那么规则，在第二段的阴阳变化中，它表现出了与“神农易”阴阳律相一致的特征。因此，伏羲八卦方位图是伏羲八卦次序图的自然弯曲所成，而其方位图则根本不能生成其次序图。 同样的道理，我们按照同样的顺序再排列一下“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与八卦次序图中的阴阳变化模式，也可看出，“神农易”是由神农八卦方位图生成神农八卦次序图的，而不是相反。 神农八卦方位图中的阴阳变化模式为： 阴阳、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阳阴阴阳 而其八卦次序图中的阴阳运化模式则为： 阴阳、阴阳阴阳、阴阳阳阴阳阴阴阳 （当然，这里也可以以阳起始，道理一样。） 显然，在神农八卦方位图中，阴阳的变化是自然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它遵循的正是“神农易”的阴阳变化规律。因此，它应该是“神农易”的本图。而“神农易”八卦次序图中的阴阳变化则不那么规则，其第二阶段的阴阳变化则串进了《伏羲易》的阴阳律之中。因此，它不是“神农易”的本图，它只能由神农八卦方位图生成而不能生成神农八卦方位图。 由上可知，“神农易”的由圆图而生横图与《伏羲易》的由横图而生圆图，这种相反相成互动不逆的生成规律以及它们之间阴阳律的互渗互助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它们的共生性与孪生性。实际上在阴阳变化的第一阶段上，《伏羲易》与“神农易”的八卦次序图与方位图都是相同的，即皆为阴阳；而在阴阳变化的第二阶段上，《伏羲易》与“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所呈现的也都是一样的，皆为“阴阳阳阴”；它们的横图中也完全一致，即为“阴阳阴阳”。因此，它们之间亦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互渗关系，这些就清晰地反映出了混沌初分乍定未定可此可彼、模棱两可的中介状态。 其四，《伏羲易》与“神农易”皆对《易·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章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们对该章节的最后一句的解释颇迥异其趣。 邵雍认为：“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者，明交相错，而成六十四卦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来也。”（《皇极经世书》卷七上《观物外篇上·先天象数第二》）即是说在伏羲八卦方位图中由震四始左旋至乾一为顺为数往，因为它们是已生之卦；而自右上巽五右旋至坤八为逆为知来，因为它们是未成之卦。显然，《伏羲易》的由数往而知来是顺着显见的阴阳的消长生息之理而言说的，只有首先数往，然后才能知来。实际上，“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上的八卦之序才真正与《说卦传》三章所陈述的八卦之序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的八卦之序之位，是按坎一顺时针旋转、中间隔去五而至乾九的，这有一自然之序，然而从阴阳消息上看，纯阴卦之坤隔一覆卦离至震卦才有一阳生，而纯阳乾卦隔一覆卦坎而至巽才有一阴生，这里显然存有着与《伏羲易》不同的易学思想。据笔者分析，此图显然包含了这样的易理，天地生万物，天地定位后，乾为纯阳，坤为纯阴，其质为不能彰显的无形的阴阳二气，而乾坤交化形现为水火，实是万物的产生由水火的交化开始。由此，宇宙由无形之气至有声之雷风再至有形之山泽，才开始了阴阳有序运动，才生成了自然万物，这是一自然的序列。因此，“神农易”中的“知来者逆”，则为自坎一而至乾九，这正是由乾坤互交而生成的天地万物的自然顺序；而其中的“数往者顺”则为自乾九而至坎一，沿数为序，自然而成。所有之卦皆可为生卦，亦皆可为成卦，完全依靠八卦生成先后的顺逆关系而定，表面上是沿八卦数序而定的。所谓“数往者顺”，即既往之事易明，故顺；所谓“知来者逆”，因为即来者不可知，不易知，故欲知之则须逆行，所以是不顺的。“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蕴含着深层的宇宙生成之理，它是宇宙生成演化的时间序与逻辑序的统一，而且它亦合理地标示了空间的方位，是时、空、理、数的有机统一。 其五，《伏羲易》与“神农易”八卦及六十四卦序中的首卦尾卦等关节点不同。这些关节点的不同标示着它们在内在义理上的相异。在八卦中《伏羲易》起乾而终震为生卦，起巽而终坤，为成卦，而其在六十四卦中则起乾而终复，起姤而终坤。与之相异，在“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中，起乾而终离，起坤而终坎；在其六十四卦方位图中，亦为起乾而终既济，起坤而终未济。由此比较可知，“神农易”八卦首乾坤而终坎离正是今本六十四卦卦序上经三十卦的首尾之序，而其六十四卦中，首乾坤而终既济、未济的天然构作恰巧又是今本六十四卦卦序的首尾之序。八卦是小成之卦，因此，以其首乾坤而终坎离的次序而限定的只有二十六卦，而六十四卦是大成之卦，以其首乾坤而终既济、未济而含括的自然是六十卦。显然乾、坤、坎、离、既济、未济作为大易的门户，在“神农易”的卦图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最为合理。邵雍试图“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皇极经世书·先天象数第二》）、“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既济、未济”（《皇极经世书·后天周易理数第六》）的美妙构想是摆对了方位，而错拧了理位。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神农易”正确地部分地解释了通行本《周易》中一直为学界所头痛的六十四卦卦序问题。 其六，在“神农易”的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其圆图始乾、坤而终既济、未济之卦位与方图中以乾、坤、既济、未济来定位，二者表现出了奇妙的一致性，但在《伏羲易》的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其圆图与方图的定位之卦则是不一致的。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神农易”的内部组织要素结合得更为有机，更为严密。 其七，不管从圆图还是方图中，“神农易”六十四卦的分组相对固定，组与组之间的连续性不及《伏羲易》六十四卦的卦组关系紧密。虽然如此，它们仍然是一个声应气求的整体，卦组与卦组、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不是表现在时序的连续上，而是表现为互相对应，前呼后应的平衡对称上。这种关系在六十四卦的方图中表现得最为显明。如在《伏羲易》的方图中，从乾开始依次左行至泰，再往回从第二行的履卦开始左行至临，依如此之序至复，再如此从姤卦开始，最后至坤，《伏羲易》井然有序地以阴阳消长变化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序列，显示出爻变在六十四卦中通畅的变化关系。而在“神农易”的方图中，它的六十四卦的排列虽然也是由爻的渐变而成，但每组卦都显示出了相对独立的态势。如从乾卦开始至大有卦为一卦组，居于右下角之位，然后由泰卦开始至需卦为第二组，依次临、损、中孚、节为第三组，履、兑、归妹、睽为第四组，此十六卦分别构成两大卦组，即乾卦组与兑卦组，居于右下方之位。其余卦组可依次类推。因此，“神农易”六十四卦不是一个连续的序列，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卦组组成的一个有序整体。但是这并不是说“神农易”六十四卦之间的组织是散沙一盘，相反，它也是一个极其有机的整体，如在“神农易”六十四卦的方图中，以纵中分线为界，其左右两边相互对称的两卦初、三、五奇数爻位对应而性质相反，如乾与未济、姤与睽等。而关于横中分线两边相对称的两卦二、四、上偶数爻位对应而性质相反，如乾与既济、同人与需等。因此，“神农易”六十四卦之间，也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卦卦之间、爻爻之间的声应气通的畅通关系的。 由以上比较可知，“神农易”与《伏羲易》确是一对同形同构又相辅相成的孪生易系，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神农易”与《伏羲易》的比较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意蕴 以上我们从“神农易”及《伏羲易》的生成原理及其构成要素等易体本身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入乎其内”的比较，展示了两个易学体系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那么，我们再“出乎其外”从统一的视角来观照两个易学体系的时候，“神农易”与《伏羲易》的互相发明就更折射出了其深层的理性内蕴。 首先，《伏羲易》是事物外部发展规律的反映。这主要表现在它的阴阳交互变化的规律上。它的“阴阳阴阳……”式的矛盾运动正是对昼夜变化与寒暑往来的最直观的描述。而“神农易”则与之相反，它的阴阳律是对事物内部矛盾变化规律的反映。如果我们将由阴阳所构成的完整的一岁或一天再进行一分为二地划分，其所得出的四部分正是一年的春、夏、秋、冬或一天的后夜、晌午、下午、前夜的序列，它们的阴阳运化顺序正好是”神农易”的阴阳阳阴式的等易律的变化模式。 而且，从前面我们对《伏羲易》的八卦次序图生成八卦方位图与“神农易”八卦方位图生成八卦次序图而不能相反生成的比较中已经蕴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伏羲八卦次序图是对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的直观的表面的理论概括，基于此，然后才以“天地定上下，坎离列左右”而配八卦与八方之位。然八卦次序图中的阴阳变化是平面的，是理想的，它没有深入到事物内部的阴阳变化中去，所以在转化到八卦方位图后，它的第一圈与第二圈的阴阳变化就不能统一起来（第一圈为阴阳，而第二圈为阴阳阳阴），到了第三圈才得到了恢复而变成了“阴阳阴阳”的模式。显然表面的简单化的直观抽象一遇到实际的阴阳变化状况便降低了其效能。相比较而言，“神农易”以八卦方位图为本便奠定其扎实的现实基础。因为阴阳的相推相替往复循环的圆周运动才符合阴阳自然运化的实际，阴阳的运动变化只有用圆周的形式去表现去反映才是最客观、最恰当的，也只有如此，才能准确地表现出天地之“复”。因此，“阴阳阳阴”式的矛盾运动是更内在的。邵雍对象数亦曾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区分，他说：“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内象内数也。他皆外象外数也”，“《易》内象，理数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变者也”（《皇极经世书·后天周易理数第六》），他也自以为抓住了内在的不可更易的象数，可惜还有比其象数更内在的象数在。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伏羲易》的阴阳变化规律就是错误的，而“神农易”的阴阳变化规律就是绝对正确的。实际上，它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上反映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实际状况，它们都是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正确的反映，我们只有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才是对客观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全面的揭示。 其次，《伏羲易》的阴阳律反映的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胜相克关系，而“神农易”的等易律反映的则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合和统一关系。 按照易学的观念，事物的发展是以阴阳二气相互斗争、冲突作为其动力的，而事物的良态存在则是事物内部阴阳二气的和谐统一所产生的结果，正如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伏羲易》阴阳律的交替运动正是阴阳二气相胜相克的表现，而“神农易”的阴阳律的阴阳组合则正表现了阴阳二气的互动与融通。我们稍将两个易学体系的阴阳律竖向列成下图就可清晰地显示出其蕴含的此种理性意义。如下图表： 《伏羲易》的阴阳变化为： 1.阴 阳 2.阴阳 阴阳 3.阴阳阴阳 阴阳阴阳 4.阴阳阴阳阴阳阴阳 阴阳阴阳阴阳阴阳 …… “神农易”的阴阳变化为： 1.阴 阳 2.阴阳 阳阴 3.阴阳阳阴 阳阴阴阳 4.阴阳阳阴阳阴阴阳 阳阴阴阳阴阳阳阴 …… 在此两图表中，由于第一阶中都是一阴一阳合和而成、结构相同的太极易体，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而从二图式中表现其各自差异的第二阶及其以下各阶的静态结构上看，《伏羲易》的阴阳二气在等分两边的位置上是重复的，阴位对阴位，阳位对阳位，根据太史公所言之“同性相敌”的“阴阳之理”[2]，它明显地表现出了同类相胜的对立关系。而且就其相异的阴阳二气上说，二者之间也存有着此消彼长相互冲突的一面，如从其具有时间性的阴阳交替运动中，即可以看出，阴阳的变化否极泰来，泰往否至，盛衰轮回，往而又复的循环运动，正是阴阳互胜相克的斗争形式的展现。而“神农易”的阴阳律则正好相反，在其阴阳变化的各阶上，也从静态的结构上看去，阴阳二气在等分两边的位置上则表现出相互对应的特性，阴对应着阳，阳对应着阴，根据“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2]，阴阳异性的相感相交，冲和互融，正是阴阳二气合和成物的显明展示。再从其阴阳消长的对立角度上来看（即按照阴阳变化的时间性观照），“阴阳阳阴”中从阴再转到阴所完成的一个循环上，明显地存在着盛阳与衰阳的逐渐过渡，同理，在由阳到阳的一个完整变化过程中，其中亦有由强阴到弱阴的软性连接，其中正体现了事物变化中矛盾双方合和的渐变形态，这与《伏羲易》的“阴阳阴阳”中从阴再转到阴、中间只隔一阳的冲突性过渡的生硬变化相比，显然更显现出了其柔顺和谐的一面。因此，可以这么认为，《伏羲易》具有阳刚强劲的特征，而“神农易”则显现出阴柔和谐的风格。 其三，《伏羲易》是生卦的易系，而“神农易”则是成卦的易系。 总体言之，《易经》即是讲“生”与“成”的学问。所以《易·系辞上传》说：“生生之谓易。”“生生”，一方面强调了阴阳相磨相荡而造生万物的连续性，流动性，即强调了“生”，而另一方面，“生”即是物生或生物，因此也包含有成物的意涵。而《系辞上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著名命题，对大易即生且成的核心义理表述得最为明白，清代易学家尚秉和即将之明确地解释为：“道无他，即一阴一阳也。继，统也。乾统天生物，故曰善，坤顺乾成物，故曰性。”[2] 因此，万物即是天生的，地养的。所谓“生”，即是强调了阴阳交互变化生物的流动性，连续性，这是从天地万物在总体的变化性上而言的，揭示了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显见的外部特征。而在《伏羲易》中无论是其阴阳交替生化规律还是其六十四卦生生变易的往复循环，都体现出了其连续的时间序流和流动不止，一句话，《伏羲易》动态地展示了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之状。而所谓“成”物，即是强调在宇宙万物流变的过程中对个体事物的造就。“生生”是就总体概貌而言，而“生成”是就个体而言，它凸显的是大化流行中的相对静止。这正符合事物变化中的辩证运动的法则。只承认绝对的运动而不承认相对的静止，而事物的状态与性质就无法得到确定。庄子对之亦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篇》）这即是说宇宙起始于“无”这个大一，大一即是混沌的道，万物得道而生成便是“德”，没有形体却有了阴阳二气的分辨而且流行无间称为“命”；道（即元气）的运动稍微停滞便产生了个物，于是有了各具形体的万事万物，因此有形之物的形成就是大化流行中的稍微停留所至。造化正是通过相对的静止来生成有形体的相对稳定的事物的。“神农易”的阴阳交化而生物的律则正是对这种自然法则以易学的阴阳象数语言的描述。从上文所明示的“神农易”的阴阳律我们即可以看出，“阴阳阳阴”不像“阴阳阴阳”那么有序的连续不断，我们可以把《伏羲易》阴阳的交错看成是连续的，但“神农易”的阴阳交化明显地具有阶段性（当然，我们承认其阶段性并不否定其连续性），如“阴阳、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阳阴阴阳、……”,虽然它的变化亦很有序，但我们没有办法不间断地连续地像排《伏羲易》中阴阳交替的规律一样把它们排出来。因此，这种阴阳交化的间歇性、时段性充分地反映了“神农易”对相对静止的肯定，相对静止就是大化“成”物的另一种表述。这一点在其六十四卦方图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如上文所示，在《伏羲易》的六十四卦方图中其各卦的生成俨然是一有序的流动的序列，而“神农易”中六十四卦在方图中每四卦一小组，每八卦一大组，每两大组占一个方位，各自为战，各守一方，相对独立的情态，亦俨然是一幅万物各得一方各具其位的完整图像。其中每一物都是“道留动而生”的。再者，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六十四卦方图上四角定位之卦而得到印证。在《伏羲易》的方图中，四角定位之卦是乾、坤与否、泰，就此而言，否、泰之卦就其本义上显然标示了乾、坤二气交化的通与不通，讲究的是变化中的通畅与否；而“神农易”方图中的四角定位之卦则是乾、坤与既济、未济，显而易见，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乾、坤交化生成万物的过程中的成与未成。一“生生”变易之理，一成性生物之道在两个易学体系中判然而有分。因此，“神农易”就是对易道“成物”规律的描述，这是易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其四，《伏羲易》是自然思维的结果，而“神农易”则是由哲学的反思所成。综上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看到，《伏羲易》与“神农易”创作思路的不同颇近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所区分的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不同。胡塞尔认为：“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3]实际上即是说自然思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其自己的可能性与正确性丝毫也不去怀疑的思维形式（当然胡塞尔将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对举，目的是在于反思自然思维的可能性和正确性，从而为哲学思维的张显开辟道路。我们这里只是借用其表面的意义，而不关心它们区别的别的价值。）。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本真的直观。后人对伏羲画卦过程的描述，显然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里即说明八卦的诞生就是伏羲直观地通过仰观俯察而自然获得的。不仅如此，正如上文我们对伏羲八卦次序图的分析，邵雍所展示的伏羲画卦过程是毫不加人为智力的自然生成。特别是伏羲八卦数以十进制的基本数为序数的自然标出，更是在自然思维的状态中获得的，《伏羲易》的作者丝毫也不怀疑这样的标示有什么不妥，相反地识之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哲学思维则与之相反，它反身思考思考的可能性，怀疑自然思维的正确性。胡塞尔认为自然思维虽然成就卓著，可是其可能性却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人是如何在认识中用意识去切中对象并与之保持一致的，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问题。这里我们不去关心反思思维对自然思维的认识困境的反思，而是重在突出反思思维是对自然思维的再思考和进一步深化。显然“神农易”的创作是对《伏羲易》的超越。由上文可知，对《伏羲易》的创作过程，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仰观俯察天地万象及其生化—归类抽象出阴阳二仪—以一分为二建立八卦次序图—卷曲次序图而成方位图，这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遵循着自然思维的法则，而“神农易”的根本图是先有神农八卦方位图，然后才生成了神农八卦次序图。那么，这个神农八卦方位图又是如何生出来的呢？我们可以做出两种较为合理的推测：首先，“神农易”的八卦方位图没有经过观象—抽象—生卦—列位这样一个人们一般认为的认识规律去构创。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八卦次序不能生成此图，前文我们已对此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自然它亦并非凭空杜撰，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对《伏羲易》八卦方位图按“神农易”阴阳生化规律而进行的改造。因为在伏羲八卦方位图中其阴阳的变化表现为第一圈为阴阳，第二圈为阴阳阳阴，而第三圈则为阴阳阴阳阳阴阳阴，显然第三圈的阴阳变化之序与第一、二圈所表现出的总体阴阳变化规律是不一致的。这显然是为了使之与伏羲八卦次序图阴阳变化之序相一致而造成的。因此，“神农易”的作者聪明地看到了这一点，即在八卦方位图上的第三圈的阴阳变化次序改成了与第一、二圈相一致的阴阳交化法则，即阴阳阳阴阳阴阴阳。这一改造使邵雍的体现自然生生变化之序的平面的八卦次序图而变成了一合理的符合自然阴阳之化内律的立体的方位图。神农图是在反思由自然思维所建构的《伏羲易》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天地万物阴阳生化的本然状况，表现了高超的反向思维水平。 四、结 语 基于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神农易”与《伏羲易》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中华大易体系的一体之两面，它们孪生共体，相辅相成，共同严密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以二进制数理自然地展现了宇宙生成的本然面目。它们孪生的对立统一关系恰恰又反过来证明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以道阴阳”的易理精蕴和大易本根。《伏羲易》中的易理思想为后人所称道，而时至今日出现的神农易，更使象数之学又添一翼，更加互证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武化方.新发现的神农易图数简述\[M\].中州学刊,2002,(3). [2]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1，363. [3]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中译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9. 图1 神农八卦方位图（参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图2 神农八卦次序图（参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图3 神农六十四卦方位图（参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图4 神农六十四卦次序图（参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简介：鲁庆中，男，助研、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及文化研究。 （原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