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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洛渊源录》突出了二程的核心地位，除了周敦颐外，包括张载在内的其他人物，朱熹都强调了他们与二程间的师受关系。这也是吕祖谦颇存疑虑之处。故围绕着张载、吕希哲、范祖禹等人与二程的关系，吕祖谦也发表了不同意见。 吕祖谦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受过张载的影响。而在前文所举的《诸儒鸣道集>中，张载在道 学史上的位置被排在二程之前。论班辈，张又是二程的表叔。朱熹也明白，无故压低张载的地位，必然会遭到吕祖谦及其他学者的反对，故而朱熹设计了一套颇为巧妙的论证方法。 《伊洛渊源录》中所录张载遗事的末条，朱熹安排了一则引自《二程遗书》的记载： 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日：“表叔平生议论调 (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干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 忌惮矣。” 紧接引文，朱熹又下了一条按语： 案，《行状》今有两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 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疑与叔后偿删改如此。今特据以为定。然《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已。”按，横渠有一简与伊川，问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恳激”之言，疑龟山所跋即此简也。然与伊川此言，盖退让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 朱熹为了凸显二程的核心地位，利用杨时的说法，在《伊洛渊源录》中强调了张载的学问来自二程。对于杨时此文的揭示，传递给我们的另一信息是，朱熹唯二程是尊的道统说实乃渊源有自。但朱熹这样的安排，显然拒绝了这个时期仍广为人们接受的、较为多元的道学背景，为了塑造二程而强烈地排他。这又与吕祖谦一向倡导的多元、包容的学术精神相悖。 虽然在《伊洛渊源录》中，朱熹非常客气地将吕希哲安排在仅次于五子的位置上，但此举亦未必博得吕祖谦的欢心。因为朱熹将吕希哲定位为二程的信徒的安排未必与史实相符。在吕希哲的《吕氏杂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伊川程正叔尝言：“史称：有人至西域，见婴儿生木叶上，见人则笑，摘之则死。此妄也，理中无此事。”愚意以为，天地之间，苟人心之所能思，口之所能言者，皆有之。 这是出自吕希哲自己的手笔。吕希哲在这里居然肯定了程颐断称为“理”中所无的事，也就意味着吕希哲否定了程颐对于“理”的界定。从行文语气上看，吕希哲对于程颐的关系更像介于师友之间。关于这一点，《宋元学案》早已指出。 显然，如果不对原来的吕希哲加以改造，是不能成为朱熹塑造二程所需要的人物的。吕祖谦当然了解其中的关系，他坚持要保留吕希哲学佛的内容，用意恐怕也正在于防此。 在《伊洛渊源录》的叙述中，与吕希哲情况类似的，还有范祖禹。 范祖禹在《伊洛渊源录》中的位置紧挨着吕希哲。朱熹于“范内翰”标目下以小字自注云： 《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独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JIl事而已门人称之。又其《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他不得而书也。 关于范祖禹是否程门弟子的问题，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有专节论及：范公不为程门弟子，下卷范公语中论之已详。此年谱所载，特鲜于绰所录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门人”二字者，范公语中既引以为说，则此不可削，史固有变例也。 朱熹与吕祖谦关于张载和吕希哲的讨论，焦点看似集中在佛学问题上，而其实质乃在于，人宋以来的道统谱系，是应当确立二程的核心地位，以一元排外的形式向世人传达，还是应当保留多元化局面，诸家并重。这部书能不能按朱熹的预设刊行，就得看争论中谁的意见占上风。 四 在两人书信往返讨论《伊洛渊源录》的次年，即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人闽与朱熹会晤，从四月初一直至五月二十八日鹅湖之会举行，他们两人相聚了两个月，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伊洛渊源录》。即使仍小有分歧，朱熹作为这本书的独立作者，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将书刊行。但结果并非如此。《伊洛渊源录》仍然没有得行。笔者认为吕祖谦的反对意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也正是在这段会晤期间，朱、吕两人合编了《近思录》。明清学者一提到《近思录》，便称其为“朱子《近思录》”，近来学者虽然承认了吕氏参与编撰的事实，但仍认为吕祖谦在这本书的编撰问题上处于从属地位，《近思录》主要体现朱熹意见。笔者拙见，《近思录》极有可能是朱、吕二人在《伊洛渊源录》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而出以取代《渊源录》的作品。《近恩录》选录周、张、二程四位最受公认的道学家的文集、语录六百余条，虽然分量上有多有少，但它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告诉学者，周、张、二程的学问是人宋以来道学的基本，却又避免了在四人中排出一个你先我后。仅取此四家，而不录旁人，又可免起争讼。如此一来，《近思录》既能给道学画出一个大致界限，又可保持多元的面貌。它同样起到了向学者暗示道统所在的目的，却没有确认某人为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根据现有文献来看，《伊洛渊源录》得到正统理学家认可后公开刊行，最早的可能时间是在嘉定五年(1212年)，而这个估计很可能会比实际刊刻时间提早十六年。刊刻者张寅臣，除了知道他是魏了翁的同乡外，其他事迹概无考。这个张寅臣既有可能是朱熹的信徒，也有可能是书商。从魏了翁为 张寅臣的《伊洛渊源录》刻本所作的序中看，魏氏并未对这本书的刊行表示出积极的支持态度，序中说：“士患书之不广也，词之不多也。不知书益广而废学者深湛之思，词益多而非古人萃涣之义。”当然，毕竟是替人作序，最后魏了翁还是找到了一些刊行《伊洛渊源录>可能的益处，可以让学者“多识前言往行”，并能以此“反观内省”。 这部《伊洛渊源录>刊行后并未引起多大影响。一个很显然的证据，南宋晚期两部最著名的目录学著作——赵希弁的《郡斋读书附志》及《后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均未提及《伊洛渊源录》。元初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其中《经籍考》多因袭《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故亦未有关于《伊洛渊源录》的记载。可见《伊洛渊源录》从宋末至元初影响并不大，而对宋代道统 谱系的传达的重任只能落在《近思录》上。 编纂《伊洛渊源录》是建构“道统”的早期尝试。但在吕祖谦等人的反对下，朱熹最终未能让这部书成为对当时学界有说服力的完稿，以至出现坊间盗刊而朱熹自己不认可的情况。朱熹想通过编纂群体传记建构“道统”谱系的意图遭受挫折。欲对宋代学术传承作一元化的归纳，定学统于一尊的行为性失败，说明在南宋中叶学术思想多元化倾向仍然十分强烈。 作者简介：姜 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