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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觉按其内容分为两类：“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 J卷”“只是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_1J卷 这里的“人欲”、“人心”就是指人的情感性的自然情欲及其需求。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I生命之学。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这个“理’’包蕴、涵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理”，即在物之理，指宇宙的本原和事物的法则及其规律性；二是“性理”，即在人之理，指人的伦理道德，即天理在人内心的体现，也即所谓“性即理”、“心即理”之理。程朱理学的核心课题就是人性论。它的基本特征是将人际伦理关系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以人际伦常秩序为轴心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是以一种道德自律为基础的实践理性哲学，基本上可视为情感型的道德哲学。而绝非理智型的分析哲学。程朱理学以寻求人的感性道德自觉、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根本，以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问题，并以此作为人的精神家园，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今天，我们考察程朱理学的这个“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的“理”的最便捷的途径，便是分析其如何解决“天理”与“人性”的关系，也就是“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二律背反。朱熹把人 所谓“天理”、“道心”就是指以一种从超常识的“究天人之际”的思想高度，来论证人性是勾连“天”与“人”的枢纽，所谓“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乎身为心，其实一也”。⋯ 这样达到“心性之学”和“天命之学”的合二为一，而贯穿其中的轴心就是“性者心之理”。“天理”是外在于主体而又主宰主体、必须无条件屈从的绝对命令，即要求人在这种天与人、理与欲的矛盾、对峙和抗争中，建立起控制、统领和支配感性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伦理意志。 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埔马克思还指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而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人性的整体观理论认为，人性决不是一个静态的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建构功能的系统，是历史的具体的文明积淀物，而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派生体。人性原来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人的主体性。如同康德所讲：作为“有理智的生物”，人即是“自身内部要求所激励” 的理性的人。从历史维度审视，人性就是人类自觉而自由地获得的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功能，按照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客观社会现象共分三项：真、善、美。与此相应，也可按照康德伦理美学的方法(即人性的多元心理结构与人们个体生命存在状况相关，可概括为内心世界)，将之分为三项：智力结构(以知识真)、意志结构(以意求善)和审美结构(以情观美)。今天，历史的向度已敞现为人类正从工具本体向“情本体”的现代转换，个体人的“丰富性”，正关联着“生命的自由表现”。据此，我们考察程朱理学的“天理”与“人性”的关系，就不能局限于单纯看其主导探求的是理想人性中伦理意志的一面。历史本真表现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它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为起点，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反动的丑 恶的一面，又有以道德绝对主义为基因，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合理的进步的一面。这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和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 J一部人类发展史(包括文化史)总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的历史进程中，庄严地显示出人性的价值和品格的光辉。因此可以说，程朱理学是最不道德的又是最道德的。这两者是“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 的双重价值取向的矛盾体。 根据李泽厚的界定，道德可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 两者之间关系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又都统一“在同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_8Ⅲ2卵作为社会性道德，道德在历史上的主要表现形态总是具体的、时代的、民族的，即它是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只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作为宗教性道德，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诗性存在的一种状态。这是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淀、凝聚、演化、发展而来的，是体现在个体人身上的一种道德的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不是什么先验性的命令，而是在历史上内聚情感、升华理智并使之成为人的本质的自觉要求。这是不能以社会性道德的眼光来衡量其价值取向的。这是理性意志战胜人的本能心理，从而提升人、完善人的一种辉煌敞明，因而是向“自由的人”过渡的一条历史隧道。正如雅斯贝斯所说：“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 但它在历史上还需要有一个演变进化的过程。 程朱理学的相对伦理主义的“真善相悖”，指的就是这种社会性道德。程朱理学把短暂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统治秩序和封建法规，当做万世不变的“天理”、“性命”，并据此扼杀、排斥个体的人的感性的自然本能欲求。“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岂不是天理”!“亲亲之乐、专贤之等，皆理也”。⋯巷I 这就要求人们在严守“三纲五常”伦理等级的基础上，内心自觉地建立起“明人伦之本”的心理情感，奉行禁欲主义，以冲淡、缓和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心情，从而自觉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永世长存。正是这种程朱理学的相对伦理主义，强调社会性道德，曾经严重地戕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在文化史上留下了长达数百年惨绝人寰、迂腐残忍的实录。这一点，曾经遭受王阳明心学异端的攻难。但是他们把问题又推向极端，按照其“具有内在的行进” 。 的逻辑过程，造成内在的消解与异化。这也就是“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 这种批判从陆王心学开始，演进为异端思想家李贽的“自然人性论”，李贽宣扬“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鼓吹“夫私者，人之心也”。李贽又于《明灯道古录》中说：“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公安派袁宏道主张“发乎情性，由乎自然”。他们都高扬感性个体，并使之对社会理性关系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拨。一直到戴震呼喊：“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认为这是纯属“忍而残杀之具。” 达到了争论的最高潮。清初修撰的《明史》，其中所收的节妇、烈女比《元史》以前的任何一代正史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另据《休宁县志》所载，从清初到道光年间，该县的“节妇”、“烈妇”竟达两千余人，这些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还有所谓“贞女”，未婚夫死，或“未嫁而自杀”，或“竟不嫁以终身”，“被再嫁者，必加戳辱”。方苞曾说：“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以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北宋以后，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 程朱理学对妇女的态度是不公正、不人道的。这就是理学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就是程朱理学中最不符合人性、最不道德的一面。程朱理学绝对伦理主义的“美善相乐”，指的就是这种宗教性道德。程朱理学从创建伦理意志结构人手，在追求理想境界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性中的审美心理功能作为其意志结构的载体和动力，从而在人格和文化心理构建中形成意与情、意志与审美之间的相互交融、渗透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这就充分体现了以审美代替宗教的中国乐感文化传统的审美特色。它表现为一种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三位一体”的崇高精神境界。这就是说，从绝对伦理主义出发，个体的人格的自觉意志结构的价值、意义和力量，来源于维护人类总体的生存和发展。这又有一个由外向内的文化心理“以善蕴美”的历史积淀过程。从而在人格主体性中，辉煌敞亮其“理本体”的本体境界。李泽厚认为：“这个本体境界，在外表形式上，确乎与物我两忘而非功利的审美快乐和美学心境是相符和接近的。”“这是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境界”。 这就是说，躲在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貌岸然背后的，恰恰是其在人性中、在与感性生理的自然欲求的相赳相生的对峙和冲突中，展露、敞现“自由而自觉”的人性的尊严，善良、美丽的闪闪光泽。程朱理学所接纳、所体现的这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的崇高精神境界，以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人生理想，还有“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敬意人生态度，确乎超越了孑L孟礼学“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及“吾未闻好色如好德”的“克己复礼”的“慎独”思想操守。程朱理学所标志的人格所能达到的超伦理又超审美，而又二者互补的精神境界，被看作个体的人的最高的“理本体”的诗性存在。它确乎表现了人格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审美功能所特有的那种非功利思考而又物我两忘的审美愉悦心情。程朱理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注意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情理协调，强调个体人格的历史责任感、道德意识的自律感等方面，无疑都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豪”(程颢诗)。当代学术大师任继愈认为：中国人的重“气节”与程朱理学的传统有关。作为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重气节应成为中华民族的特点。他并举例为证：“秦桧也是才子，据说字写得很好，但没有流传下来，因为没人愿意学习和保存他的文字，而文天祥似无文治武功，但因正气浩然，遂成青史人物，可见，中华民族对‘气节’之重视，‘犹如命脉’。”Ll 这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这儿，文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如，英人培根人品并不好，但学问很好，人们也还尊重他，也肯定他的学术地位；再如，海德格尔曾参加了希特勒纳粹党的活动，但学术思想有建树，人们也承认他的崇高学术价值。中国人就不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与模式，一直渗透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之传统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