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从许衡的故事说起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许衡祖籍怀州河內(今焦作市中站区)，他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今天，我们通过对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诠释，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人生境界，从而为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许衡一生恪守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义以为上”是孔子为世人提出的立身行事的道德准则。什么是“义”呢？古人多以“宜”释义，如《礼记·中庸》篇云：“义者，宜也。”汉代贾谊云：“行充其宜谓之义。”(《新书·道术》)扬雄云：“事得其宜之谓义。”(《法言·重黎》)《白虎通·情性》篇亦云：“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皆认为事得其宜即为义，当人遇事时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宜、恰当行为，就是“义”。什么是“利”呢？泛指物质利益，利又分为“公利”与“私利”。当义与利相对而言，义泛指道义，即人所需要的道德价值。义与利是用以标志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的一对哲学范畴。儒家所谓“义利之辨”，是指人在立身行事时，究竟是以道义为行为准则还是以私利为指导思想。在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上，孔子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质”即原质，犹本原，根本也。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根本。孔子又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里的“上”即是崇高、尊重之义。“义以为上”是指在处理物质利益与道义价值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从道义出发，以道义为指导。不管是“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都是孔子为君子提出的“做人”的基本原则。 据《元史·许衡传》记载：金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许)衡夜思昼诵，身体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尝暑中过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许衡认为，“梨树纵然没有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没有主吗”？许衡因“吾心有主”而“不摘梨”，能够在外界物欲的诱惑下仍坚持“见利思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保持净化的道德心灵，是做人应有的道德品德和精神境界，理应受到后人的称颂。所以，后人有诗赞曰：“许衡方渴时，不食道旁梨。一梨食细微，不义宁勿为。” 这里所谓“主”，一不是“主人”，二不是“主观主义”，这些都是某些人望文生义的“戏言”。“主”是指每个人心中要有“主宰”，即俗语所云的“主心骨”。“吾心有主”的“主”，儒家多数学者认为是通过个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的修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道德理念。但是，也有少数儒家学者认为除了道德理念外，还应包括“法度”观念。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依据“性伪之分”的原则，主张：“今人之性恶，必将得师法而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驯服教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即认为人性虽恶，但通过“起礼义、制法度”方法，可以变恶为善，使人之性情“合于道者也”。董仲舒在荀子思想基础上，依据他的“性仁情贪”的人性论，明确指出：圣人必须“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即使每个人通过“明教化”和“正法度”方法，在心灵中构建起抵御各种“外物”诱惑的两道防线，坚持“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方可使自己成为具有道德品格、遵纪守法的高尚的人。这就是“吾心有主”命题的基本内涵。 二、“义以为上”命题的涵义 儒家所谓“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命题，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义利兼顾”。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二是“义以为上”。不管是荀子还是董仲舒，虽然都主张“义利两有”和“性仁情贪”，但是他们认为二者不是半斤八两，始终坚守儒家的“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那么，儒家是如何恪守“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呢？我们以金、元之际大儒许衡为例说明之。 首先，在获取物质钱财上，许衡始终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做人原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处于富贵之位)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如浮云”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许衡做官二十余年，从不收不义之礼物。据《国学事迹》载：他在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太学时，“岁时诸伴读以酒礼至先生家，先生辞曰：‘所以奏取诸生者，盖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官守所当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复於诸生有取焉，欲师严道尊，难矣！’”可谓一身清廉。 其次，许衡的义利观，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如何使用钱财上。当人取得丰厚财富之后，应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呢？是花天酒地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还是将它回馈社会、造福全人类呢？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要求君子应广泛地仁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聘他的学生原宪做管家，给他禄米九百斗。原宪推辞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据“君子周急(急难)不继富”的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你用不着，就把它拿出去送给你急需的邻舍或同乡的人吧！”(《论语·雍也》)孔子有个朋友，病死后，无人料理丧事，他就说：“由我来料理丧葬吧。”(《论语·乡党》)《礼记·檀弓下》篇记载：孔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亲去世后，因家贫，孔子便资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为安。这些都说明，孔子不但提倡“乐善好施”，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许衡根据孔子“乐善好施”的思想，始终坚持“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做人原则。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学生冒着暴风大雪前来求教。许衡见他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给他穿，关切地问道：“为何只穿单衣出门？”对曰：“母亲患重病，我把棉衣当掉，换药了。”许衡立即取出两贯铜钱，送给他以赎回棉衣。学生知道他并不富足，推辞不要。许衡说：“我助你克服眼前困难，并不影响到我的生计。况且古人讲得好：‘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历来认为：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即可，多余财钱应济困助人。这比留下钱财自己享受，更有意义。”他把铜钱硬塞给了那位贫寒的学生。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再次，许衡的义利观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上，同时也表现在如何对待权势上。孔子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他在《论语·泰伯》篇中，又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矣，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认为在世道清明、天下大治时，理应出仕，行我之道，并在出仕中既富且贵。在“邦有道”的情况下，依然贫贱，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在“邦无道”的社会里，仍要出仕，攀援权贵，钻营豪门，盘剥百姓，以求富贵，则是一种耻辱。 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孔子的“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附权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被时人誉为元代“魏征”。他多次应诏入朝做官，又多次因“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時，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多阿之”，唯有许衡执意反对。《考岁略》记载：阿合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为“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位尚书省，典民与财，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虑阿合马反侧耶？”先生曰：“此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如此者。”上以此语告西相阿合马，相话先生曰“公何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相复之曰：“公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只好“谢病请解机务”。 由上可知，许衡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提倡的“人间富贵不足道也”和“一芥取予，必揆於义”(欧阳玄《神道碑》)，都是以实现儒家的“道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许衡一生做官不是为了追求“富贵”，而是为了实现“道义”理想。他的出处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时务五事》)，是“不以荣贵为心”的。他一生“进退出处之际，勇于就义，凛然不可以势利诱而威武屈也”。(《考岁略》) 三、放下“五鬼”即是快乐 儒家的义利观，充满着崇高人格魅力和道德境界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社会道德严重缺失，人生价值迷惘的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每个人时刻都处在“五鬼”的诱惑之中。何谓“五鬼”呢？所谓“五鬼”，是指金钱、权势、虚名、美色和美言。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五鬼”的诱惑呢？除了法律制裁外，构建“我心有主”的内在道德家园，是十分必要的。 在“五鬼”的诱惑下，人如何构筑一个内在的道德防线呢？许衡从人性论高度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许衡集》卷七《时务五事》)所谓“生民有欲”，就是肯定每个人生而具有“七情”、“六欲”。“情欲”是指人的天赋自然情感和心理状态。儒家所谓“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佛教认为“七情”是喜、怒、忧、惧、爱、憎、欲。儒家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佛教认为“五欲”是色、香、声、味、能或是财、色、名、食、睡。人非圣贤，谁无情欲。正如陈毅诗云：“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人的“七情”与“六欲”呢？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探讨的永恒课题。在情欲上，儒家按照“中庸”之道，认为“情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既反对禁欲主义(如中国古代佛教)，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儒家也反对纵欲主义(如《列子·杨朱》篇)，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导致社会罪恶的重要根源。所以，儒家主张“欲而不贪”，提倡“节欲”或者“导欲”。每个人生而具有追求金钱、权势、虚名、女色和美言的欲望，不管是喜欢还是厌恶，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能以道德和法律两道防线将它们引导或者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贪得无厌的“私欲”无视道德和法律的权威，越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会成为社会万恶之源。这就是许衡所说的“生民有欲，无主乃乱”的真实含义。 人需要追求金钱，但如果追求金钱不是按照“见利思利”而是依据“见利思利”原则行事，必然出现违法、缺德的现象，导致市场经济混乱无序；若人有了丰厚的钱财之后，不知回馈社会，不知“乐善好施”，只知无穷无尽地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私欲，他所面临的，不是因为身体透支过度或疾病丛生而进地狱，就是因为在贪欲诱惑下犯法而进监狱。 人在物质生活充分满足之后，按照“不仕不义”原则，追求权力也是合乎人情的。但是，如果做官只是为了自己的“富贵”二字，不择手段地贪污腐败，势必会成为人民的罪人。 在性发育成熟后，人追求性爱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诚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但是，对于这个“大欲”，既不能禁之，亦不能纵之。如果让它无限膨胀，势必会造成性爱的变态。在当今社会中，除了集体嫖娼，观看脱衣舞，集体情妇，“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租妻”、“换妻”等丑行外，近年在西方“性解放”思潮影响下，青少年由于身体发育尚不成熟，过早地纵情声色，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既损害身体发育，又容易走向犯罪。日本一些女中学生以“卖身”享受人生；马来西亚一些青少年搞“集体性游戏”，令人哗然。中国青少年性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大学生的“短、频、快”的婚恋观念和行为，乃至堕胎、卖淫，更是令人担忧。官员之情妇(包括个人情妇和公共情妇)，商人之二奶，平民之嫖娼，色情网站和淫秽书刊的泛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和离婚案件等，不应当引起每一个人的警戒吗？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戒色”之说，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追求美名、厌恶恶名，也是人性的内在要求。但是，通过种种羞恶的手法，骗取虚名，则是一种可鄙的行径。许衡临终时，对他人说：“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立碑必不可也，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考岁略》)同许衡“戒虚名”的遗嘱相比，现今社会的各种“作秀”之风，令人厌恶。为官要做实事不要“作秀”。但是，有些为官者为了给自己树政绩，捞“虚名”，大搞所谓“形象工程”。在城市里，大搞什么“大广场”、“大高楼”、“大马路”；在公路旁，大搞什么“农民别墅群”、“现代农业示范园”、“现代养牛场”等，都是专供上级领导和参观者看的。除此，还有什么主观编造的“数字秀”，不切实际的“口号秀”，夸大其辞的“报告秀”以及虚假夸大的“政绩秀”，等等。这些“作秀”之风，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败坏党的“求真务实”形象。其实，百姓心中都有一杆公正的秤，是“做秀”还是“做事”大家一清二楚。奉劝这些“做秀”者：还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戒虚名”，干实事，真正做到“我心有主”，恪守道德情操，排除一切外来诱惑，真正成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好干部。 许衡在著名的《时务五事》一文中提出的“不惑浮言(美言)”之说，对于今天为官者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不惑浮言(美言)”，即领导在官场行事应力求做到不为“浮言(美言)”所迷惑，以防被奸邪之人所欺和失去民心。“不惑浮言(美言)”主要有两层涵义：(一)严防奸邪小人“以柔言卑辞”欺君。许衡指出：“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惑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欲也，欲心炽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感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指出：“人君处位崇高，日受容悦，大抵乐闻人之过，而不乐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人之心。”面对“为人君者不喜闻过”、只“乐闻人之过”的心理状态，贤能之臣“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往往“欲匡而正，扶而安之”，故君臣之间“其势难合”。相反，“奸邪之人，其为心险，其用术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辞，诱人入于过失，然后发之之类)；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如势在近习，则谄近习者；势在宫闱，则谄宫闱之类)。人君不察，以谀为恭，以讦为公，以欺为可信，以佞为可近。喜怒爱恶，人主固不能无，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结主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谓城狐也，所谓社鼠也”。所以，防君见欺，一是莫若“不惑浮言”，即不为身边奸邪之人的惑言、谗言和恶言所惑；二是“去邪任贤”，善纳诤言，做到闻过则喜。(二)欲得民心，少发“美言”。许衡认为，“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既然言易行难，而轻言往往造成失言，故人君应“慎言”，做到“一事之来，一言之发，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憎，不偏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方可无私公正。如果违背孔子的“慎言”之教，“人君即位之始，多发美言，诏告天下，天下悦之，冀有其实。既而实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类同等，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独厚一人，则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岂得不怒於心耶”？如果因“多发美言”而为“失望不平”所累，“以求天下之心，则其难得也”。总之，只有不为“浮言”所惑，方可得天下之心，“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 现今社会，不少世俗小人也多以“忽悠”之言欺骗善良的民众。所谓“忽悠”，实质上就是一种欺人的“美言”。在这里，一定要牢记老子的两句至理名言：一是“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二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意谓诚信之言，出于真心，多尚质朴，故不美；华美之言多尚伪饰，以悦世，故不信。信言因朴真而少言，美言因伪饰而多言。漂亮话说得越多，又无法一一兑现，就会使自己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陷入“美言不信”的怪圈。 综上所述，许衡所谓“吾心有主”，就是要求在“五鬼”的诱惑面前，心中要有道德和法律两道防线。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美名(浮言)、美言等形形色色的诱惑，都能做到严以自律，“绝非分之想，拒非分之物”，坚持功名利禄心不动，酒绿灯红眼不迷，不义之财手不伸，邪风浊流身不歪，表现出“吾心有主”、“心有长城”的一身凛然正气。 首先，“我心有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坚定性。不管“五鬼”采取硬的手法还是软的伎俩，不管是在众目睽睽监督之下还是独处静室之中，都能坚持做人的道德准则，始终如一，毫不动摇。正如郑板桥所云：“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身如野渡孤舟随波逐流，心似三秋枯叶随风飘荡，“人家拿我也拿”、“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把瘾就死”，整日“跟着感觉走”，那么贪欲必将其葬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别人怎么捞，要眼不红，心不动，手不伸，努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其次，勿以恶小而为之。清代理学家张伯行指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分一文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贪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腐化堕落分子都是从贪小利而逐步累积的结果。反腐倡廉一定要从小节自律开始，于细微处把好自己的人生关。 再次，“我心有主”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人生境界。只有以“修身”为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心底无私天地宽，使自己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古人云：“心有长城，能挡狂澜万丈”。正如树木一样，只要不内朽、不生虫，任何风浪都吹不倒它的。“胜己者胜天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只有真正做到“我心有主”，人生才有快乐可言。快乐，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心态。放下一切，就是快乐。 古时候，有一位富翁，背着许多金银财宝，去各地寻找快乐，也未能找到真正快乐。有一天，他看见一位农夫，就说：“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富翁，家有数不尽的财宝，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但是，我却找不到真正的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农夫对他说：“快乐也很简单，放下就是快乐。”富翁顿悟，认识到：自己整日背负金银财宝，又怕人抢劫，又怕人暗害，忧心忡忡，哪有快乐可言？于是富翁将这些金银财宝救济穷人，大行善事，在“乐善好施”中尝到了人生的真正快乐。 还有一位名叫黑指的婆罗门教徒，来到佛祖前，运用神通，两手持花瓶，向佛祖献花。佛说：“放下。”婆罗门放下左手。佛又说：“放下。”婆罗门又放下右手。佛再说：“放下。”黑指婆罗门不解其意。佛说：“我并非叫你放下花瓶，而要你放下的是你的六根、六尘和六识。放下这些，你将从生死桎梏中解脱出来。”黑指婆罗门这才了解佛陀“放下”的道理。 可见，在人生道路上，只有善于适度地放下财富、权势、功名、美色和美言，放下工作压力和挑战，放下执着与偏见，放下痛苦与恩怨，放下惊喜和恐惧，放下无限膨胀的贪得无厌之心，放下自己永远不能实现的盲目人生追求，才能在微笑中度过自己的幸福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