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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这种悲观情绪曾经深深地感染了我国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其具体表现，一是对消极的生命价值的认同。颇为壮观的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禄始状态的生命强力的歌颂，来拯救软弱、忧郁、病态的当代人类，放眼的却是蒙昧、愚顽、粗野、慵懒的苍白生命；风行一时的玩文学貌似窥破世俗实则沉沦世俗，装扮厌倦人生实则游戏人生，描画的是一个一切皆假、肉欲横流、倦怠颓废的浮华世界；波峰迭起的新潮小说在不断地制造苦闷又在苦闷中排遣苦闷、不断地设置空虚又在空虚中打发空虚的精神王国里，营造出一个虚无、苦闷和令人沮丧的灰暗之谷；孤傲独步的先锋小说追逐着放逐者、流亡者和梦游者的无目的的飘荡的足迹，在远离时代、背弃社会的自下而上领域中，开辟出一片孤寂绝望的精神荒原。 二是对残缺的人生状态的凸露。铁凝的《马路动作》所展示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残缺状态。作品 中的男主人公对人际交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为了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断绝所有的人际联系，他将自家的大门锁上，每日从窗户里爬进爬出。然而精神的恐惧并没有完全吞噬他对人际交往的需求与渴望，他一次次地在远离人群的大马路上独自动作，在想象中进行人际交往的排练，藉此来悄悄培养自己面对现实人生的勇气和自信。可是，当他直面人生时，巨大的恐惧感将他的美妙想象击得粉碎。他仍然是那胆怯地从窗户里爬进爬出与世隔绝的怪人。陈世旭的《圣人余自悦正传》揭示了另一类的残缺人生。余自悦的一生可以用8个字概括：明哲保身，费尽心机。他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并不因为他是什么壮志凌云的强者或者义勇兼备的英雄，相反，他的最大心愿是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他的自下而上智慧、湛深算度、忍辱负重、八面玲珑，并没有给他带来吉星高照、一生坦途，相反倒是处处制肘、危机四伏，最后只是侥幸地保全一条小命而已。回首一生，聊以自慰的是生了一个哑巴儿子，这样可以保证儿子日后全身免祸。由余自悦性格的险恶不难看出社会的险恶，由余自悦精神的残缺亦可看出人生状态的残缺。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用象征的手法曲折地描绘了一个窒息生命的混沌的生态环境。在浩瀚的绿色世界中，有无数大小不等的泥沼。它们象一个个的漏斗，吞食了无数的绿色生命。一天，一颗伟大的头颅从泥沼中冒了出来，他从下大人找到中大人，再从中大人找到上大人，试图找到一把改变泥糊状态的钥匙。可是滚来滚去，泥糊蚀化了他的脚、手和身躯，最后只剩下一颗光溜溜的头颅被泥浆和寂寞包围着。小说用晦涩、拗口的语言，创造出一种压抑沉闷、阴森可怖的自下而上氛围。 三是对险恶的人类本性的展示。余华的《现实一种》，写一个4岁的孩子为了享受那一次次爆裂般的哭声，不断地用手去卡摇篮中的堂弟的喉管，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父亲相互间的残酷厮杀。《一九八六年》中的那位疯子，一会儿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大腿，一会儿用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一会儿又想象着冲进了无边无际的人群，用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使“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掉落”。陈斌源的《仇杀》，写4个小青年仅仅为在一个小厕所占一个坑位，就往一个老人身上连砍了16刀。格非的《敌人》，写父亲在一具具儿女尸体的震慑下，“身不由己”地亲手扼死了劫后余生的爱子。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一文中坦言承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来自于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这种思想认识和创作情形，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披露的那些人，人为地“制造出一种饥饿和渴望，认为它的使命正在于这种人为制造的亢奋，人们仿佛害怕自毁于厌倦和麻木，于是唤出一切恶魔，让他们像猎人驱赶野兽一样驱赶自己”。 四是对虚无的人生现实的冷漠。与尼采的“蔑视人类”相呼应的是萨特的人的存在的虚无主义理论。他曾将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他不倦地呼吁人们投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并为创立更为自由美好的秩序而奋斗。但是，作为个人应该怎样行动，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又是怎样？萨特并未提供完美的答案。事实上，正是这两个问题使他自己也陷入了迷惘之中。尼采和萨特的思想，不仅给我国新时期小说以深刻影响，在一些朦胧诗中也有直接的反映。例如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自下而上的峰顶。”诗歌既表现出对现实人生的极大不信任，也表现了对自由选择生存的热切翘望。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也对那段曾给我们民族造成混乱和荒芜的历史表现出冷漠与否定：“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当然，精神的失落并未消融诗人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憧憬：“我不能设想，美丽的风光/不在人们的脸上闪动/我们死去和诞生的地方还有什么意义/我不能设想，崛起的建筑里/不溢满普通家庭的笑声/我们的劳动、创造还有什么意义。”（江河《让我们一起奔腾吧》） 三、无家可归 古代先哲们在追寻自然的始基、宇宙的本源，以及统率自然和人生的永恒规律的过程中，用理性和概念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体系。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宇宙的最终本质，却偏偏忘记了宇宙间最重要的东西——人。因此，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大声疾呼，要将世间这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人微言轻哲学关注的中心。但是人是个有限、短暂而且必死的“孤独的个体”，他需要独立地面对着自己的不确定的未来，独立地作出分析，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外部是纷繁复杂的环境，内心是漂移不定的意愿，没有地方咨询，也无法得到启示。人想干什么，无法预料；人能干什么，没有把握；人将成为怎样的人，无法自主。这就注定人只能永远处于无法决定又必须决定的焦虑、恍惚状态，永远被孤寂和忧郁所缠绕。这样，痛苦、厌烦、忧郁、动摇、恐惧、绝望便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存在状态。 基尔凯郭尔终身致力于寻找人的本质，唯独没有找到他自己。他在孤寂、忧郁中度过一生，并在孤独、焦虑中死去，连平生唯一的一次恋爱也因敬畏上帝而放弃。所以他说：“假使我战死之后而愿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孤独者’几个字就行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抱怨人们所生活的空间充满了计谋和倾轧，充满了源于兽性的残忍和源于文明的狡诈。在这个空间里，人丧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也丧失了尊严。在丧失本性和自我的沉沦中，人们表面上意见一致，实质上却进行着一场没完没了的相互算计和倾轧，人成了某种工具，生活则成了一场生意买卖。在这个孤独无援、充满烦恼和恐惧的世界中，人的任何追求和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从烦恼中得以自拔或者“使自己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死亡。这样一来，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正如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开篇中所说的：“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失措了。”我为什么活着？我还要不要活下去？我究竟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功名利禄对一个必死的生命有不有终极意义？从他处获知的生命意义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等等，这些问题让人一辈子也缠绕不清。人的这种状态，海德格尔把它称之为“无家可归”状态，而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存在被遗忘的标志。” 如果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概括为“无家可归的人的哲学”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派文学则可以称之为“无家可归的人的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那位“地下人”，一生下来就失去了“家”，他也许就是现代西方“无家可归的人”的第一幅文学肖像。加缪的《堕落》为世人提供了一面照见自己灵魂的全部卑污和空虚的镜子，其中的那位律师则是一位割断了传统历史、割断了道德信念、割断了精神支柱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廉价的幸福”的“局外人”。在我国新时期的新潮小说中，同样也出现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流浪汉。 方方的短篇小说《七户人的小巷》描写了一幅人心阻隔和龃龉得令人心悸的世态图像。在小小的七户人家和小小的一群人之间，横亘着一道由历史遗留的恩怨和现实扭结的矛盾所筑成的隔膜忌防的高墙。他们或者他们的前辈曾经彼此有过伤害，加上随之而来的互相提防和我行我素，使他们至今无法向同一条小巷坦荡地敞开自家的门窗，至今不能共同站在一条小巷中轻松地换换新鲜的空气。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通过日常生活去挖掘普通人的生存心态，去表现普通人的一种冲动、一种委屈、一种怅惘，或者一种对庸俗的屈就和服从、一种麻木和满足，从而以悲酸的笔调写出了生灵的困厄与无从选择。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单位》，形象地反映了人的个性的消失和自我判断能力的丧失，写出了一种普通人的“平均状态”（海德格尔语），即人的木偶化和符号化。残雪的作品所营造的人的生存环境，无一不是昏暗阴冷的，人们既相互发现着仇恨，又相互发泄着仇恨以致于形成为永无始终的病态循环的怪圈。她笔下的来来去去鬼鬼祟祟的人，几乎都有生活在孤立无援的敌意包围之中，没有一个不是神经质的充满攻击欲和窥视癖的臆想狂、梦游者。 假如说上述作品主要描写了“孤独者”的充满冷漠、忧郁、恐惧和绝望的生存环境，那么中篇小说《如波如云如叶》和《米》则真切地反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命运结局。 王旭烽的《如波如云如叶》以其忧郁的笔调描述了一个漂泊都市、精神上无所皈依的少女初涉社会的尴尬旅程。她曾虔诚地崇拜着白云，却发现白云不过是个爱情骗子；她深爱上一个伤残军人，却发现这位骑士早已另有所爱；她给一位佝偻青年当咖啡屋服务员，结果在一群无聊朋友的无聊打闹中丧生。她的生命犹如雪莱的诗句“如波如云如叶”一般无根漂荡，最后被这个浮泛的时代无情地摧残了。苏童的《米》的主人公五龙，洪水淹灭了他的家乡，使他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而闯入了都市。当他强奸了米店老板的两个女儿并且自己成为米店老板之后，当他成为匪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死他曾爱过或者恨过的城里人之后，他曾体验到一种乡村人占有城市人的快感，但心中总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欲望。故事结尾时，他终于载着两车皮大米向家乡走去。可是美梦很快在途中破灭，满身的病毒无情夺去了他的性命，他终于未能见到梦境中的“家园”。临死前，儿子还敲去了他口中的金牙。 四、寻找自我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狄欧若恩曾在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路，好奇的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在找人。”从那以后，人类追问自身的心灵和行为的行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当然，狄欧若恩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也曾致力于对人的研究，希望从宇宙的本源深处把人找回来。但是研究的基点是：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质从属于自然的规律。中世纪的人们更关切自身的命运，但他们首先问神是什么，然后才问人是什么，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世间万物包括人，是全智全能的神规定了人该如何思想、怎样行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哲学则坚信人性的存在，人类一旦找到自己的本质或本性，就不仅能找到符合人性的行为准则，并能依照人性规律建立起一个人道的合理的社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有力地鼓舞人们行动起来的理想信念支柱突然间崩溃了，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满足大多数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求，激烈的阶级和民族间的斗争粉碎了社会和谐一致的梦幻，世纪末的恐慌和悲哀像浓重的乌云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再次返回自身，探寻隐藏在人的内在深处的“自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创造并运用“生命冲动”和“绵延”来解释生命现象，发现在人的深层意识中的自我原来是生命的本能和绵延。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在构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以及分析性本能在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过程中，发现人的思想和行为整个地受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他们的观点，对于现代派文学的生长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现代派文学在寻找自我的努力中更是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综观我国20世纪文学，对于“寻找自我”这一主题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直接对天发问，表示对人生、对自我的大胆质疑；二是描画生命旅程，探寻并论证人性的丧失与复归；三是披露内在本我，凸现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 残雪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公牛》，都有反复描写了“我”对记忆中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以及一匹“闪着紫色光斑”的公牛的三番五次的寻找，并且始终不曾找到它。街道、小屋、公牛究竟是何状何物，谁也说不清楚，它或许只是一个梦幻、一种憧憬，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早已失落的精神支点或一个难以寻觅的人生意义。残雪在“寻找自我”方面，主要侧重于“物”的象征意义；韩少功的《女女女》中那段被人称之为20世纪“天问新写”的文字，则是直接表露了作者对人类何去何从的深度思考：“大地正在震晃，山岩正在崩塌。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兄妹之婚，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也青锈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伟大的射精，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嘶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浸入死囚中革命党人被割破的喉管和脚镣的当当脆响，你将向哪里去？……”作者给予这一番人生哲理的玄思玄想所下的最后结论是：“吃了饭，就去洗碗。就这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开篇的那段议论：“我搞不清我现有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表现的是对自我命运之未来的茫然无知。北村的《施洗的河》中“流浪汉”刘浪面对陌生的世界一口气所发出的30多个疑问，揭示的是他内心所涌动的个人精神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后的绝望哀号：“他们都死光了，留我一个干嘛？为什么不在一出娘胎就让我死？为什么我的生日不变成黑夜？为什么我的苦没人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离我而去？为什么我呼喊没人答应？为什么要接我到世上又不给我空气呼吸让我窒息？为什么我不想活又死不了？为什么我想活又不给我路？……不让我死又从哪里得到安慰呢？你为我预备了坟墓吗？可是它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看到的我都不相信呢？看不见的又不给我呢？我的日子为什么不结束呢？你拿凭据给我，让我好活下去！”这些作品或通过主人公、或通过叙述者、或通过“提问人”直接对天发问，大胆表示对人生、对自我的质疑。 乔良的《大冰河》中的那位布仁喇嘛，几句不轻不重、莫明其妙的疯话，却道出了当代人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和作为本质的人精神的皈依：“你知道人的肉喂肥了草，草的肉喂肥了牛，牛的肉喂肥了人不？……咱不怕去到地下喂草。咱也不怕变成牛肉让人吃。他能吃就吃吧，吃完了他也得叫草吃掉。”阎连科的《夏日落》中的赵连长和高指导员是一对共过患难、配合默契的战友，亦曾将连队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但是他们都有一块心病，那就是连做梦都想着反老婆孩子的户口弄出来，“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可是一个战士盗枪自杀的突发事件，使他们“爬”半级解决家属随军的愿望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这对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瞬间反目成仇，互相推诿，甚至栽赃诬陷，无所不用其极，良知与人性丧失殆尽的种种行径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他们的命运结局已定，才彼此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上述作品或描画了“他人，就是地狱”式的生存循环圈，或探索了物欲重压下的人性丧失的轨迹。 至于对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并支配人的行动的内驱力的表现，或者说对长期被压抑的人的潜意识、性本能的表现，更是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内容。王蒙的《蝴蝶》通过“庄周梦蝴”式的“找魂”过程，以人物不断跳跃变化的感觉、联想、幻觉、梦臆来剖析和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心理剖析和内心独白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人格裂变与灵魂失落的心路历程，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从人民中去找回魂儿”的主题表达。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一个男人的性功能由丧失到恢复的故事，完整地描述了性苦闷、性饥渴、性臆想、性发泄这一人生性体验的全过程，从而标志了80时代性爱小说的笔触已经探向了性本能这一人的隐秘世界，并将寻找自我的描写由外显的现实景象的社会层面推向了内隐的原欲冲动的生理层面。 现代西方人生哲学的涌入，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哲学观、文学观、人生观、时空观的深刻变化，推动了人们对于自下而上现实的更为深沉、更为冷峻的体验与思考；也激发了作家们努力拉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的愿望热情，刺激了文学家的艺术智慧和创作潜能的发挥，带来了势如铁骑突进、江河奔涌的文学探索之风，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终于挣脱历史陈因而进入多元化、全色调的新阶段。 但是，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新时期文学的消极影响也是勿庸置疑的。其中最深刻的消极影响莫过于理性价值观念的严重失落。不少作家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哲学家对人生、人性的认识与理解，在展示人的本性时，对人的动物性本能，以及人性的卑鄙、卑劣、卑怯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困窘时，往往只注意困窘的本身而忽视了人的进取和搏击，对人格的蜕变、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废表现出一种极不妥当的认同。因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孤寂、虚无、绝望的世界末日式的悲凉之气。其次是生吞活剥地将西方人生哲学中的“超人”意识和“精英”思想直接用于指导创作实践。相当一部分作家蔑视深入生活，否定生活积累，极力强调自我情绪的扩张与宣泄，醉迷于设置一个个的叙事怪圈和语言迷宫，从而在作品中很自觉地显示出一种远离时代和社会、背弃读者和群众的独步荒野式的精神贵族气质。 作者：李阳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