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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直接结果，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吸收就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主体，是按照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理解去改变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从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思想教育运动，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封建糟粕”作为批判的对象。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批判者对“封建糟粕”的定位更多地是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孔孟学说基本上给予了全盘否定，而没有从学理上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区别。但无论如何，“封建糟粕”的概念显然是相对于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而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又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相互对立并有所吸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表明，在反对封建糟粕的运动中，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了同一条战壕。 我认为，历史地看，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时代的潮流促使中国思想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并把西方文化作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尺度；但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强大的文化传统又不断地把我们拉回到我们已有的思维定势，迫使我们按照“去除糟粕，取其精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方式去对待西方文化。而这种矛盾的根本所在就是使我们始终处于寻求自身文化之本体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描述为，我们是以放弃传统文化之基础为前提和代价而去接受西方文化的传入，但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却又试图为这样的接受寻找一个所谓本体的基础。这样一个矛盾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而是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传入在某种程度上的曲解甚至抵制。解释学意义上的“视界融合”可以被看作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中国现代思想中对西方哲学采取的“为我所用”的态度却是对西方哲学本身的极大曲解，由此就形成了邓晓芒所说的“文化错位”。无论是曲解也好，错位也罢，它们都表明了，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普遍存在对西方哲学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正是这样的偏见才导致出现了对西方哲学的曲解和错位。这些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为西方哲学观念更多的是概念上的分析，注重的是纯粹理论问题，与现实生活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其次是认为西方哲学与现实的脱节，特别是与现实政治的脱节，使得西方哲学仅仅为少数人所专有，因而不适合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认为，西方哲学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甚至被看作西方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重视和研究西方哲学就被看作是在搞“全盘西化”，属于“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这显然是以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批判代替了学术上的正常理论评价。虽然意识形态批判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批判仍然是需要以对批判对象的正确理解为前提的。如果仅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随意歪曲批判对象的真实意义，那么这样的批判就只能是“唐吉坷德式的”战斗。事实上，正如邓晓芒指出的十大文化错位所表明的，这样的以虚构的对象作为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靶子，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中比比皆是。 仔细分析上述对西方哲学的种种偏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由于我们对哲学本身理解上的偏差带来的结果。我们总是认为，西方的哲学应当属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不能适合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按照这种逻辑思路，每一种民族和文化传统都应当有自己的哲学，而且不同的哲学之间是不具有可适用性质的。这样，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就只能有中国哲学，或唯一属于中国人的哲学。这种观点就是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认为两者之间互不相干：接受西方哲学就必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两者水火不容；或者接受西方哲学就是在搞“西化”，所以必须加以批判。这些显然都是单向的、僵化的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哲学家对哲学的定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也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会把自己的哲学理论看作是仅仅适用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传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会否认，思想的普遍性要求是哲学的本性所致。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那么她就应当是与科学具有同等的性质；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仅仅在于，科学是以所追求到的智慧结果即知识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而哲学却始终是处于对智慧的追求过程之中。但在对智慧的普遍性要求上，哲学与科学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科学是从哲学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的。这就表明，哲学研究应当与科学研究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由此，如果我们都承认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区分的，我们也应当承认，哲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同国度中的哲学应当是哲学的不同形态，但作为哲学思想的存在，它们应当是普适的，超越国界的，超越不同文化传统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学东渐直接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西方哲学却在中国遭到了误解和歪曲；其结果就是，西方哲学仅仅走进了少数哲学家的书斋，而以西方文化为重要前进标志的现代中国却仍然处于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选择彷徨之中。要走出这种彷徨，我们首先就要放弃对西方哲学的错误偏见，对待西方哲学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树立恰当的哲学观念，客观真实地而不是主观随意地掌握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即西方哲学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胸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