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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思之儒"，《荀子·非十二子》亦将子思与孟子并称，故子思无疑是战国初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然其书散失，其学放佚，不知曾令多少学者为之扼腕而叹！是以郭店竹简中有关子思的文献一经公布，立即唤起人们一揭千古之谜的浓厚兴趣。窃以为就竹简所见，澄清全部事实的证据仍然不足，但确实为推断这一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并可据以落实部分事实。 一、南宋以前子思书的流传 关于子思书，大家都知道原书早已亡佚，现在行世的是南宋汪×和清代黄以周的两种重辑本，皆名曰《子思子》，但对南宋之前是书的流传情况，恐不甚了了。我在反复推敲历史上有关记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从先秦至南宋，子思名下的这部书前后出现过三种传本，分别代表其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刘向校书前的《中庸》四十九或四十七篇。 现存最早谈到子思著作的文献是《孔丛子》： 子思曰："文王困于×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与此相合： 伯鱼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过去，由于人们判《孔丛子》为伪书，故不相信其史料价值。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书乃汉魏间的孔氏家学。我认为，这一判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既然此书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所作，故其主体部分当成于孔鲋之手，后由孔氏家族陆续增补完善。无论如何，《孔丛子》的这段记载与《史记》相合，当为信史。 不过，有人怀疑："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之后，不在困于陈、蔡时。子思于其祖不应谩言。"[1]其实，这里所说的文王困于×里作《周易》、孔子困于陈、蔡作《春秋》、子思困于宋作《中庸》，皆不应该机械地理解为受困之时著书，而应理解为受困之时发愤著书，及其真正著书，也许在受困之后。 也有人说，《中庸》仅一篇，而此处谓四十九篇，多寡太悬殊。对此，蒋建侯引翟灏之说云："翟灏谓此四十九篇即《子思子》谓之《中庸》者，盖以首篇之名为全书之名。犹邹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记·孟荀列传》仅言作《主运》；《屈原赋》尚有《九歌》等，而《史记·屈贾列传》仅言作《离骚》也。其说甚是。"[2] 我进而认为，在刘向校订之前，此书并无《子思》或《子思子》之名，时人只称之为《中庸》，《孔丛子》、《史记》皆称作《中庸》可以为证。 从《孔丛子》看，这部以首篇《中庸》命名的子思著作，共四十九篇。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篇数稍有出入。如李翱《复性书》曰："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说之《中庸传》曰："是书本四十七篇。"郑樵《六经奥论》亦曰："《中庸》四十七篇。"[3]唐宋去古未远，其说当有所据。然《孔丛子》说是书四十九篇，为什么数家皆称四十七篇呢？蒋建侯解曰："疑"四十九篇"之"九"乃"七"字之讹。余所揣度果不谬，殆《汉志》所录之《子思子》二十三篇，各分上、下二篇，又加《序录》一篇，故为四十七篇与？"[4]余以为，或"九"为"七"之讹，或"七"为"九"之讹，尚难遽定。至于蒋氏谓四十七篇分《汉志》所录之二十三篇，恐误源为流了。另外，数家皆称此书为《中庸》，又进一步证实了《中庸》确为本名。 总之，此书乃子思困宋之后所作，本称《中庸》，共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是为祖本。 第二阶段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为新编本。 在我看来，《汉志》所说的这个二十三篇本，是刘向在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的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汉志》寥寥六字的记录，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刘向将书名由过去的《中庸》改为《子思》，以与其他子书同例。二是他又把过去的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编为二十三篇。 从汉代的有关记载看，先秦古籍，文字多有重复，篇卷也往往短小（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亦可证之）。刘向在《别录》中常常说，"所校仇"某某书"凡"某某篇（这个篇数一般为刘向所见各种传本的总篇数），"除复重"，"定著"某某篇。我想，刘向在校订《子思》时，也是依照这个程序进行的。可惜，其《子思书录》不传，若幸复得，其文当曰："所校仇《子思》凡某某篇，除复重，定著二十三篇，皆以杀青，书可缮写"云云。 至于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具体如何演变为二十三篇本，盖有数种可能。一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本身就重复二十四或二十六篇，故"除复重"，可得二十三篇。二是，将四十七或四十九篇合并为二十三篇。三是，二十三篇本对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本既"除复重"，又合并原篇。四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流传到刘向时已多有佚失，仅得其中的二十三篇。一般说来，刘向校订的这部二十三篇本《子思》宜得其真。 然而，这个二十三篇本仅流传于汉魏时期，至迟在南北朝时已告亡佚（说详下文）。 第三阶段为《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子思子》七卷，是为重辑本。 直到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这部七卷本和《汉志》所著录者为一书。这是一个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已经亡佚，学者重辑子思遗说，是为《子思子》七卷。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子思遗说重辑本。 这个看法，并非我的发明。早在明代，宋濂业已指出："《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5]或许宋氏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故不为后人所接受。 在我看来，证据并非不显。 其一，篇卷数不符。《汉志》所载为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所载为七卷。 其二，书名不一。《汉志》所载名曰《子思》，《隋志》、《唐志》所载为《子思子》。清人黄以周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间始，故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其书唐代犹盛行，文史家、类书家所引或从旧名曰《子思》，或依新题曰《子思子》，此各家体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书犹存，《太平御览》采取颇多，而倏称《子思》，倏称《子思子》。一部书中称谓错杂，岂其所引子思语别见于他书与？然检诸古籍，多目为《子思子》，则辑《御览》者人各异题，初无别于其间也。"[6]黄氏以为同是一书，名称有异，而没有想到已经名实皆异了。 其三，宋濂在谈到七卷本时说： 中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轲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他日，孟轲告魏侯×以仁义。"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 宋氏虽认定七卷本为"后人缀辑而成"，却认为其中的这段记载"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岂不知，子思和孟子生活时代不相及，焉能对话？所以这段文字必为后人假托，必非《子思》原文，它为七卷本后人重辑之说提供了确证。 其四，如下文所述，《五行》篇当本属原书，然已不见于隋唐时期流传的七卷本。主要证据是，当时的学者已不知"五行"为何物。如唐人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将子思的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之说误解为仁义礼智信，即时人所熟悉的五常。 那么，二十三篇《子思》是何时亡佚的、七卷本《子思子》又是何时出现的呢？ 黄以周所说的"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这句话非常重要。汉魏时期引是书"并曰《子思》"，说明当时二十三篇本《子思》尚未亡佚，而七卷本《子思子》亦未出现。因而，诸书称《子思》并非"从旧名"，而是新名并未出现。 不过，至迟到南朝梁时新本已经出现，而这意味着当时旧本业已亡佚。 其一，唐代马总《意林》题曰："《子思子》七卷"。篇名和卷数皆与新本相合。我们知道，马总的《意林》是根据庾仲容《子钞》增损而成，而庾仲容为梁朝人。由此可以推断，七卷本《子思子》在梁朝时已经存在。至于黄以周提到的汉魏时期所引是书"与唐马总《意林》同"，那是因为七卷本既为辑本，其史料来源当然为汉魏诸书，二者相同是不奇怪的。 其二，梁朝时另一个和此书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是沈约。《隋书·音乐志》引沈氏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可见，沈约所见为《子思子》，即七卷新本。 关于这部七卷重辑本形成的详情，已难考知了。我以为尽管其编者要比后来的汪×、黄以周辈见识为广，但其辑录方式恐怕大致相同。即不过是将《礼记》中原属是书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辑出。如若有幸，或可补入原属是书的其他佚文，李贤提到的《累德》篇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汪、黄二氏望尘莫及的。然后杂取《孟子》、《檀弓》、《孔丛子》等诸书而成。该本为宋濂所称道的那段资料原出《孔丛子》，可为佐证。 这部七卷本也是短命的。如所周知，至南宋时它又告失传，故汪×新辑本应运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