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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易传》属于道家系统的观点 以上所论及的各家，尽管对《易传》成书问题的具体看法不同，但他们都承认《易传》为儒家典籍。梁启超、李镜池等学者虽然认为《易传》受道家影响，亦未否定其儒家学派的性质。 钱穆先生曾经列出十个证据来证明《易传》非孔子所作。前九条多为总结前人之说，第十条详细论证了《系辞》的"道"、"天"、"鬼神"三个概念与《论语》不合。他得出的结论是： 《易·系》里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约有下面三条：（一）《系辞》言神言变化，相当于《老》《庄》言自然言道；《论语》好言仁，只重人与人的相交，对于人类以外的自然界似少注意。（二）《系辞》言利害吉凶，《老》《庄》亦言利害吉凶；孔子学说的对象为人群，故不敢言利而言义，《老》《庄》学说的对象为自然，故不必言义而迳言利。（三）《系辞》《老子》均重因果观念；孔子贵知命，仅求活动于现有的状态之下，《老子》、《易·系》则于命的来源均有讨究，这显见是他们思想上的不同。所以《易·系》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他的宇宙论可以说是唯气之一元论，或者说是法象的一元论[11]。 钱先生以《系辞》与《论语》思想的不同，来证明《系辞》的思想不属于孔子，这说明他对孔子晚年思想的重大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同冯友兰先生的思路是一致的。他所得出的"《易·系》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的结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所以也是靠不住的。其实，老庄侧重于形上学，孔子晚年亦注重形上学，两者有一致之处也是难免的。 如今，陈鼓应先生将这种思路推而极之，他认为《易传》不但受道家影响，而且就是道家系统的作品；不但《系辞》是道家的，而且整个《易传》都属道家系统。陈先生的勇气固然可嘉，可惜的是，在我看来，这种论断是否符合事实，还有深究的必要。 其一，陈先生对《易传》成书时代问题并没有作出独立的系统研究 ，他的论断的前提是《易传》作于战国以后的说法。现在已经证明这个前提不成立，那么这种论断的可靠性便可想而知了。 陈先生往往是先找出《易传》与道家思想一致之处，然后判定这是受道家影响。殊不知这正好把次序搞颠倒了。如他认为，"《彖传》由天道推衍人事乃道家独特的思维方式"[12]。实际的情况是，《彖》早于孔、老，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不但为老子所继承，而且亦为孔子继承。孔子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下》），正代表了这种思维方式；今本《论语》中的"天生德于予"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 至于战国道家与《易传》的相通，那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孔子易说影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李学勤先生从姓氏考证，帛书《易传》中的缪和、昭力都是楚人[13]。这些情况说明，孔门中不乏楚人。可以想见，孔子逝世后，他们回到楚国，便与当地道家相结合，逐渐形成一种亦儒亦道、非儒非道的学派。正是他们将孔子易说传播到楚地，又波及稷下道家。帛书《周易》经传发现于长沙，不是偶然的。 其二，陈先生判断学派性质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他说："考察一部作品的学派倾向，我们着重于它的主体思想。"应该说，这个原则是对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一部作品的主体思想。陈先生的主要根据是思维方式。他在其《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中，就曾以《〈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象传〉中的道家思维方式》等为标题来论证《易传》的主体思想。 儒道两家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其后又是在同时发展的。相同的社会背景很自然地使它们的某些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有一致之处，甚至相互影响。应如何判断某个思想家或某部作品的学派性质呢？本书绪论指出，各学派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价值观的层面，二是方法论的层面。判断学派性质，主要应该根据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就价值观而言，各派之间的界限是比较分明的。这是因为，某一学派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宗旨，这种宗旨，就是它的价值观。就方法论而言，各派之间是相互贯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同一个目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为了不同的目的，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方法。 但是，各个学派的思维方式，显然属于方法论的层面，而不属于价值观的层面。如果以思维方式为标准判断学派性质，就会导致随心所欲地把某部儒家经典说成道家作品，或随心所欲地把某部道家经典说成儒家作品。 那么，儒道两家的价值观分别是什么呢？冯友兰先生说得好："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自然自发的东西……。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14]"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强调人的内部自然自发的东西"正是儒道不同的价值观，也应该是我们判断学派性质的标准。 今观《易传》中的孔子易说，虽大谈形上学，但其目的仍在"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当然是儒家作品。至于孔子之前的《彖》、《象》等早期《易传》，乃儒道两家的共同来源。就象陈鼓应先生从中看到道家的影子一样，如上所述，李镜池先生从中看到了儒家的色彩，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其三，陈先生对孔子确实建立了一套形上学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范畴概念认识不足。他说："孔子的思想领域里，形上学思维几乎是一片空白，孔学中也见不到系统的认识论，没有丝毫辩证法思想。"[15]至于《系辞》中的一些重要观念，陈先生说："我们细读《系辞》，可以看到它的阴阳说、道器说、太极说、精气说，原始返终说，以及’道’、’德’、’神’、’神明’、’究几’等重要的范畴与概念，都和老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16]事实上，新的哲学体系离不开新的范畴概念。孔子晚年在创立以易为最高范畴的形上学体系时，提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和新的范畴概念是很自然的事情。《系辞》的这些观念和范畴概念之所以与老子有相似之处，那是因为孔、老同根同源的缘故。与其说《系辞》与老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如说孔、老同《易经》和早期《易传》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史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那么孔子的形上学是否曾受老子的较大影响呢？过去我对此曾持肯定态度，现在看来有必要修正。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周见老子是年轻时的事情，但孔子早年不重视形上学问题。他晚年侧重于形上学，乃受《周易》影响，与老子无关。然而，孔子学《易》之事是否受老子影响呢？陈鼓应先生说："孔子问礼于老子，这’礼’还包括了《易》在内。孔子晚年喜《易》，很可能是受了老子的影响。"[17]孔子所问之礼包括《易》在内，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可靠的根据。至于说"孔子晚年喜《易》，很可能是受了老子的影响"，那就更没有根据了。上章考察的结果是，孔子是在五十四岁周游列国至六十岁之间开始"学《易》"，取决于当时的各种因素，而与老子毫无关系。 其四，陈先生对以复音词判断古书时代方法的运用值得推敲。 应该承认，古汉语是沿着从单音词向复音词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判断古书的时代。但是，如果对复音词的形成过程缺乏了解，就有可能导致对这一规律的滥用。如陈先生说："《彖传》形成’性命’的复合词，是晚于帛书《四经》和《孟》书的一个例证。"[18]这是有问题的。 王力先生指出："汉语复音词的构成，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连绵字；（二）词根加词头、词尾；（三）仂语的凝固化。就汉语发展的情况说，……仂语的凝固化，就是说，仂语在发展过程中凝固起来，成为单词，如上古的’天子’，中古的’欢喜’等，在汉语构词中是主要的。"[19]依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易传》中受人们关注的"性命"二字。"性"和"命"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尚书》中就曾分别出现过多次。但是，二字相连形成"性命"却是较晚的事情。《彖》出现过一次："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这可以说是前孔子时期的文献中出现的唯一一次"性命"。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时它已凝固化，因而，我们与其把它看作复音词，不如把它看作词组（仂语），看作两个词的偶然组合，义为"性"和"命"。但是，今本《说卦》第一部分"将以顺性命之理"的"性命"就不同了。鉴于此前的《彖》中已出现过"性命"，而孔子又明显受《彖》影响，故此"性命"大致可以看作已经凝固的词组，即复音词。尽管如此，《说卦》在另一处仍将"性"、"命"分开使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就是说，复音词在形成的过程中，词组和复音词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不能偶然在某部古书中见到后来的复音词，就遽然判定其书晚出。王力先生在分析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用词时说："在七十个词当中，有五十个复音词，占百分之七十一强。当然，目前词和仂语的界限还没有定论"，并指出："著者本人在这里所作的分析和四年前就有出入。"[20]从中，我们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吗？ 另外，陈先生以《论语》为标准判断《系辞》等不代表孔子思想的思路与冯友兰先生一致，他判断帛书《易传》为秦代作品的思路与李镜池、郭沫若先生一致，兹不赘述。 陈鼓应先生在《易传与道家思想·序》中自称，他的论点"不仅打破了学界公认的看法，也推翻了二千年来经学传统的旧说。"但从本文的讨论看，关于《易传》的性质和成书时代等问题，许多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所以，陈先生的结论恐怕下得稍早了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