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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音渐行渐远，情怀了犹未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案公布。是次调整以苏联经验为最高准则，不但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诸方面“动手术”直达筋骨，更在管理体制上直奔高度计划性。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文、理、法学、农学等院系被迫剥离。不到一年时间，叶企孙、冯友兰、潘光旦、陈岱孙……大批一流学者调出清华。 院系调整的结束，意味着建国后的“新清华”与建国前的“旧清华”渐行渐远，甚至于传承断裂殆尽。校训被“又红又专，听话出活”的绝对政治导向和实用主义所取代，正是这种新旧完全隔绝、失去“接口”的缩影…… 冯友兰与刘崇 两位老清华人均逝世于1990年。自院系调整后一直呆在北大的冯老，与1949年去台湾、后半生长期任教于台大的刘先生，遗愿同样是将藏书捐给久违的清华，这，不仅仅是巧合就能解释。 对此，已届耄耋之年的何兆武曾猜想：大概他们觉得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还是在清华。而何老自己又何尝不是？“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在他的定义中，幸福的条件有二，一是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他的求学时光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 真正意义上的“自强不息”，反义词绝非应制文中谈论它时必唾弃之的“懒惰”，而恰是“争先恐后”、“勇创一流”之类当今大学喜闻乐见的所谓正面价值，听来热血沸腾，却苍白得血色全无。曾几何时，它的底色是这样温暖而充满少年意气，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看透这世界所有的疮痍，仍坚信从不可能的废墟中能开出无限可能的花朵，从而刚直坚韧地持身、积极豁达地处世——这不只是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要知道，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英雄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