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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无非三种：考察、考试和二者的结合。 在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制，隋唐以至清末的1500年是以科举制为主。但实际上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存废之争，并有多次停罢科举之举；在各个朝代，考察的作用尽管程度不同，却始终存续。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在高校招生方式上恢复“文革”之前的考试方式，以取代“文革”后期“考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三十年后，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要废除高考。到底是考试还是考察？高考在中国的前途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回顾历史，看看这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有哪些变化趋势等。 可以说，从恢复高考开始，相关的改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每年小改、三年大改”来形容都并不过分。例如，在考试权力分配方面，从全国统考到分省命题试点，目前“自主命题”的省市已经扩大到16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已经扩大到近60所。再如，在考试科目方面，从统一科目，到文理分科，再到“3＋X”，不同省市的高考科目已经非常复杂多样了。在录取标准方面，在保持以考分为基本依据的同时，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子女等的“加分”政策，此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奥赛获奖、优秀干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在录取后的待遇方面，从最初人人获得助学金且毕业后都当干部，到之后的自费和公费双轨并行，再到所有人都缴纳一定数额学费的收费“并轨”以及“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几乎一直在进行改革。此外，高考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变。 与此同时，“考察”的方式也被不断地实践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都一直在试行“保送生”制度，即对部分有特殊才能的、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选拔和考察，免试直接录取。2006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通过面试直接录取，更被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是考试与面试结合的试点，这项改革给了高校降低20~40分录取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优秀者的权力；在硕士生 通过三十年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改革，人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对“面试”和“笔试”各自利弊的认识。 人们经常提到的面试和考察的优势至少有三：直接、灵活；有针对性；能反映学生平时和一贯的表现。尽管如此，面试在高校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招生中的推广却非常缓慢。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由于面试没有“客观标准”，很可能助长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古代用科举替代察举，主要也不是因为察举制不能有效地选拔出人才，而是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当代的例证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扩大保送生名额，随后就发现有学生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保送子女比例过高的现象，之后只好又开始严格控制保送名额和条件。即使面试老师主观上是公正的，面试形式也容易让他们更偏爱外向、乖巧、形象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导致对某些内向的、农村学生的不公。其次是技术有效性。高考试题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讨论、按一定的学科、范围、难度、结构和要求精心设计的。相对而言，面试通常只是在有限的半小时左右时间内，通过少量的、局部的问题来鉴别学生，其随意性、偶然性、主观性自然容易让人怀疑。第三是成本的考虑。面试显然要大量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交通、管理、收集和鉴别材料等各方面的成本，正因为如此，高校和学生在相互选择之前是“难得一见”，而在招生量较小的硕士生 统一考试招生的优点从恢复高考开始就得到了体现：试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试和招生成本低廉，“一张试卷考天下”；选材标准客观统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导向作用明显，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等等。其中，能有效保证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但时过境迁，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考试的公平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分数线差异还非常悬殊。于是有人义愤填膺，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也有人投机取巧，制造出“高考移民”和“假少数民族”。人们可以认同“相同的人同等对待、不同的人差别对待”的公平原则，理解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以及军烈属等特殊人群的区别对待，但同样有理由知道以下诸多问题：不同地区高考名额分配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加分的额度是如何确定的？这些倾斜措施到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如何有效控制“假移民”保护“真移民”，等等。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显然不一样。考试科目不同、题型不同、题目不同，考生的得分和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对考试内容公平性的关注。人们还发现，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勤于记忆，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在质疑统考的公平性，也是在质疑其在选拔多样性的人才方面的有效性。有人认为，统一考试已经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缺乏个性”、“没有创造力”，甚至认为高考“误导教育”。对高考的批评确实不是无中生有，改革高考的呼声也确实不是无病呻吟。 眼花缭乱的改革和“各有利弊”的比较尽管还让人们感到仍然处在丛林的迷雾之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未来每走一步的后果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已有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公平”和“有效”。一方面，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或者二者的结合，如果不能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就会招人唾弃；另一方面，如果招生录取方式不能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不能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则同样会招致社会的不满。遵循这一思路，也似乎可以看到改革的曙光：通过考试的分权化和多样化选拔多样化的人才；通过强化招生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提高招生的公平性；通过增加人力、财力、技术的投入以及笔试和面试的结合，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三十而立”，今天的高考改革不该因为举步维艰而迷茫徘徊，而是应该向着“公平有效”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作者：文东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 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作者：吕型伟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 “订单式”教学：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高考反思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 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 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 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 （作者：吕宁）(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