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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的兴办 ㈠ 近代第一所在华兴办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 最早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594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立的圣保禄学院，但它主要是培训西方传教士的。19世纪初，基督教伦敦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东方传教。1818年，马礼逊在马剌甲创办英华书院，面向当地华人教学，并于次年完成了《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翻译工作。马礼逊去世后，1836年，在广州的西方人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 1839年底，被命名为“马礼逊学堂”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在澳门正式开学，主持校务者为美国人勃朗（W.R.Brown）。第一批共招收 6名学生，都是穷人子弟，我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和第一个西医黄宽就在其中。英国侵占香港后，马礼逊学堂也于1842年迁到香港。课程有国文、英文和算术，后增代数、几何、地理、历史、生理、音乐等，它开创了教会在华办学的先声。 ㈡ 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早期的教会学校仅限于开放的通商口岸，规模很小（学生几人至几十人），附设于教堂中，且多是小学程度，招生对象多为穷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较著名的除马礼逊学堂外，还有天主教在上海办的徐汇公学（1850年），长老会在宁波办的崇信义塾（1845年），公理会在福州办的格致书院（1853年）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会员爱尔德赛在宁波办的女子学校，是西方人在华创建女子学校之始。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学习缝纫、刺绣。1851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校前身），上午学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其余时间学习纺织、缝纫、烹调、园艺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北京也出现了教会学校，如1864年建立的育英学堂和贝满女学堂。到70年代，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前身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蒙养学堂，1877年升格。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也由主要收容贫穷子弟转向注重吸收富家子弟特别是新兴买办阶级子弟入学。19世纪末，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更加发展，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 4万人以上。一些学校后升格为大学，比较著名的有苏州的博习书院（1901年改为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广州的格致书院（1916年改为岭南大学），还有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和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北京燕京大学（1916年）等。天主教会办的大学，著名的有上海的震旦大学（1903年）和北京的辅仁大学（1925年）。民国初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 3所，私立大学有 5所，而教会大学有14所，可见当时中国高层次教育事业的优势为外国人所把握。 ㈢ “庚款兴学” 即由列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兴办教育事业。始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山西处理庚子事件善后事宜，提议将山西省应摊派的赔款银50万两用于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商士庶子弟肄习，不再受迷惑”。因此于1902年建立山西大学堂，经费由赔款开支，学校大权由李提摩太掌管，直到辛亥革命后方收回。退还庚款的总倡导者是美国。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应得的赔款的一半，即1078万多美元“退还”中国，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创办了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经费使用由美国派员监督。随后其他列强也退还部分赔款，以这笔资金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用于给在华文化团体开展活动的资助。“庚款兴学”反映了列强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浪潮下，更加重视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渗透的趋向。 教会学校的教学 教会学校的办学因国别、教派和程度、专业的不同，教学内容也有差异。就中小学程度的学校而言，总的来看课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宗教课，通常都是教会学校的主课。学《圣经》及各种宗教书籍、教义,还要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集会，以及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违犯教规者，轻则体罚，重则开除，甚至还要追缴学杂费。许多学校诱迫学生信教，对不入教的则多方歧视。 第二类是传统的中国经学课。请一些信教的旧儒生讲课，从《三字经》读起，一般都要读完《四书》，女校则读《女儿经》。开设传统经学课原本是为了培养学生基本的中文能力，后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将宗教奴化教育与旧的封建礼教相结合，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成反动同盟的体现。 第三类是近代的科学文化课。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绝大部分学校开设外语，而且份量很重，到高年级已可用外语进行教学了。科学文化课的教学也是着眼于培养为传教和列强侵略利益效劳的人，但教会学校毕竟是在中国最早传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校，校园文体活动也很活跃，它培养出来的人在知识和智能上远胜过封建学塾培养的旧式文人，而且为中国新式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借鉴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历来有爱国传统，教会学校的学生吸收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对宗教的束缚却普遍反感，奴化教育对大多数学生也没有多大作用。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如1905年上海震旦学院部分学生反对宗教压迫，愤而集体退学，另建复旦公学。上海清心书院、徐汇公学也发生过类似的学生退学事件，并得到中国爱国教师的支持。教会学校的教职员还曾联合向中华教育会交涉，要求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迫使该会修改章程，教会学校也不得不逐渐减弱宗教色彩。这是教会学校师生爱国斗争的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