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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秩序重建”的主轴：宋代的儒学与道学 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专讲心性理气的内圣之学，在这种理解中，讲求“推明治道”的外王之学虽与理学并非全不相干，但在理学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作者并不否认理学以内圣之学显其特色，但认为理学内圣的目的仍在人间合理秩序的建立，而这一以“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乃是整个宋代儒学的目标。因此要了解理学和外王的关系，就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只研究其特色。这一点，在方法上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认为，北宋儒学的发展以古文运动为第一阶段，成熟于庆历时期。这一时期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为主导观念，并成为士大夫的共识。熙宁变法为第二阶段，以王安石新学为主流，此时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的理想号召下提出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规模革新的要求，促成了神宗熙宁变法。第三阶段为道学兴起，道学要求社会改革以道德性命之学为基础。这三个阶段并非截然相分，而是有所重合，则自不待言。 余先生对北宋儒学和早期道学史的研究，其立论的特色不在其有关阶段的划分，而在以政治文化的角度观察北宋儒学与早期道学的演进。他首先指出，在北宋儒学的发展中，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发展令人瞩目。一、二两阶段的“以天下为己任”“同治天下”的理想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从庆历到熙宁，“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士的集体意识，并且深刻影响到南宋的理学士大夫。他认为，在北宋儒学的第一阶段，其学术形态为“经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注重对于六经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基本上是“治道取向”的，也就是外王取向的，即研治六经的智慧目的是要导向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故其重心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北宋儒学的第二阶段，由于第一阶段三代理想已“言”之而久，便逼出了第二阶段“行”的开展，即从理想转入以“周礼”致太平的外王实践。就第三阶段产生的道学而言，其重心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其最后成就固然在形上学和心性学，但在王安石变法初期，道学也同样是以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为主要关怀，故能参与变法。这表明王安石的改革不仅与第一阶段的胡瑗、孙复的治道理想同多于异，而且与第三阶段道学的外王理想相合，故而道学必须被看作北宋儒学整体动向的一个构成部分。作者强调，古文运动、变法改革、道学兴起，三者贯穿着同一主线，即儒家所要求的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重建秩序属于外王，故此说认为治国平天下才的外王理想是北宋儒学的主轴，道学亦不能自外于此。 余先生强调，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避免把道学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而强调道学是儒学整体的一部分，应从宋代儒学史的整体性格和发展中来理解道学。他指出，不仅早期道学受北宋儒学对外王治道关怀的重大影响，宋初以来的儒学随时代的跃动而产生的一些现象，实与道学的发生有关，而以前治学术史的学者多不注意。如王安石越过韩愈，直承孟子，这与理学的抱负一致，而实开风气之先。关于北宋儒学的演进，本书提出，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已根据他们理想中的上古三代发出重建秩序的呼声，这一呼声的原动力则是长期战乱下的民间期待文治秩序的迫切心理。初期儒学大体偏重于外王的政治秩序方面，对道德性命的内圣之说则涉及未深。但至王安石时代，内圣与外王必须结合的意识已经出现，王氏以道德性命之说为内圣，又以周礼致太平实践其外王理想。王氏的内圣外王相结合的系统之完成和流传尚早理学一步。王安石时代文化的这些现象表明，新学和道学同是因应时代超越古文运动的要求，显示了二者是同一儒学思想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强调外王必须以内圣为精神基础的思想，既是王安石对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也参与了道学的兴起。这个判断并非降低了道学发生的意义，作者指出，由于王安石的道德性命内圣学中不辩儒释，假借于佛书太多，故初期道学必须以王氏新学为批判目标而发明、发扬儒家自己的内圣学。所以严格地说，儒家道德性命的系统建构是道学的特有贡献，在北宋儒学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153）与众不同的是，他提出，初期道学家如张载、二程的最大关怀非他，即是古文运动、改革运动以来的北宋儒家所共同追求的秩序重建；但是面对新学的挑战，他们为自己规定了一项伟大的使命：为宋初以来儒家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一个永恒的精神基础。（上157） 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余先生着重提出，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王安石得君的经历，对包括朱熹在内的南宋理学家仍发生着莫大的精神激励，支配着南宋理学家的政治期望，致使他们热烈参与了孝宗末年的改革部署。也就是说，淳熙绍熙时代的理学家的政治文化仍然延续着庆历熙宁时代儒学的政治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的时代可称为“后王安石时代”。 在有关早期道学与政治文化和皇权的关联方面，余先生于此亦有其整全之见。一方面他指出，北宋科举省试以《中庸》出题，皇帝赐新及第进士《中庸》《大学》，都是直接推动道学兴起的因素，以此显示出政治史对学术史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宋代皇室可谓以佛教世家，皇帝多信仰佛教，此一背景对于理学史的研究相当重要；皇帝崇佛、士大夫好禅，这是宋代政治文化一基本特征，北宋道学家之辟佛的性质和起因，必须由此为起点来理解。这意味着，道学的反佛及老，又是针对于当时政治文化的批判和对于政治文化的矫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