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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制的创立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央集权的需要，是选士制发展的结果。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因为：第一，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第二，要巩固统治，必须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第三，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这样，被地方官员操纵的察举制和被士族所操纵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隋文帝正式废“九品中正制”。至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一般认为，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到唐代，科举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 （二）科举的科目 科举与以往的选士制度有承袭关系，但又有重大区别。最突出的区别是，以往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都是以主管官员的推荐作为选士的关键，所以又统称荐举；而科举则是以统一考试的成绩作为选士的基本依据，所以考试是科举的核心。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常科是固定时间举行的固定科目选士，制举则为皇帝临时根据需要下诏开科选士。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是常科。 参加科举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两类。“生徒”即各类官学的学生，“乡贡”即“生徒”以外的在地方报考的读书人。获得准考名额的比例，“生徒”要大大高于“乡贡”,这是官学吸引学生的主要动因。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区别。唐代科举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等科。实际上，经常举行的是前六科。 秀才科注重博学才高。唐以此科最高，考选较严，宁缺毋滥，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很难考取。太宗贞观以后，此科便名存实亡了。明法、明书、明算科选的人数量不多。因而学子们热衷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 所谓明经，即通晓儒家经典。明经科又有通二经、三经、五经之别。唐代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考试的过程是先帖经，每经10帖，每帖3字，通6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10条，通10为上上，通8为上中，通7为上下，通6为中上，皆为及格。然后，答时务策3道，通2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总之，明经科考试比较容易，只要熟读经书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经”的说法。明经科主要是为官员贵戚子弟提供科举出身的机会。 进士科最初主要是向平民出身的才士开放的，及第者即跨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称。进士科曾一度只试策、帖经。试时务策5道，帖1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681年）加试杂文两篇，即一诗一赋。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唐代进士科大约每百人中只能有一两人及第，而明经则每十人就能有一两人及第。因此，进士科的竞争相当激烈，考取也很难，故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三）科举的考试项目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还有应用文体的写作。其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  帖经 帖经相当于填空题。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其左右两边盖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帖盖3字，令应试者填出来。这种考试方法很简单，只要熟读经书、注疏即可应付。帖经是一种简单考查对儒家经典熟悉程度方法。 墨义是关于经文内容的小问答题，只要按原文对答即可，所以也是考查熟悉儒经的功夫。所以试题出得很多，少则数十道，多则数百道。墨义有时也采用口试方式，叫口义。 策问是从西汉沿袭而来的，是有关时事政治的系列问答题。答卷叫做“对策”，归总回答策问，形成一篇文章。对策要求考生通晓经史，熟悉时政，能提出合理和有效的见解，是考查政治才能较好的方法。但好的策问题目不易大量找到，亦容易犯忌，久之则造成题目落入陈套。考生为应付策试，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生“不学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另外，对策的成绩等次评定缺乏客观标准，受阅卷官本人思想好恶的主观影响较大。 诗赋，即命题创作诗赋。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平。与帖经墨义相比，作诗赋需要文采；与对策相比，诗赋有严格的格律声韵要求，评定成绩也可以较为客观。但是，与三者相比，诗赋又是与治国实际最脱节的，所以被务实派斥为“雕虫小技”。 （四）科举及第后的荣耀  慈恩寺 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是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士人改变社会身份的根本途径。一旦进士及第，那通往官场的门就打开了，当时就有“登龙门”之誉，一“举”成名也是由此而来。新科进士聚会于曲江亭，是长安的第一胜景。公卿王室也多有参加者，有的当时就从中选了女婿。曲江会后，进士们前往位于现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题名，取流芳百世的纪念意义。统治者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唐太宗一次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行，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 唐代科举尚属于初级阶段，取士规模很小，只占官员任用的5%左右，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还要和其他途径获得作官资格的人一样，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所以只能算是给寒士开了一条挤入官场的门缝而已。  三、科举的作用和影响 科举制是选士制度发展到高级程度的表现，它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主观随意性大、易营私舞弊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科举面向全体士人公开招考，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科举通过严格的考试，以统一的标准选拔人才。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它毕竟有力地保证了选拔的质量。科举制的实行，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国家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选士任官大权由朝廷掌握，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第二，科举制向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士人开放了入仕的门径，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知识分子，加强了统治基础；第三，使官员队伍可以有效地补充新生力量，为国家的运转增添了生机活力；第四，规范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促进了思想的统一。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科举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科举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兴学设教的热情。据《全唐文》记载，当时“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学术文化的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它意味着锦绣前程。所以连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也养成“敬惜字纸”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又使得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通过科举。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生就怎样学，学校就怎样教，完全成为科举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学习的动机狭隘，知识和能力片面，思想僵化，不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所以科举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批评，但科举毕竟从根本上适应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的需要，所以一直延续下来。 来源：《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