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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否或如何超越“内圣”、“外王”对立的叙述模式 不过应当承认，当余英时特意凸显“外王”一脉的时候，批评者却批评他有意忽略“内圣”一路，并且指出，由于余英时有意强调“外王”，往往不免要强史料而迁就己说。 根据政治史的脉络，余英时给宋代政治——在我看来仍然是广义的思想史——划出了相当清楚的三阶段，一是“建立期”，指宋仁宗时期“儒学领袖人物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以范仲淹为代表，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的这种倾向，开始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二是“定型期”，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向“起而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与宋神宗达成共识，即“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所以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三是“转型期”，即朱熹所在的南宋时代，这个时代“王安石的幽灵也依然依附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作祟……朱熹的时代也就是‘后王安石时代’”（上篇，18-19页）。余英时用力证实的就是从王安石到朱熹这一政治史脉络。 但是正如刘述先所说，“一般以为二程开出的思绪，要到南渡以后朱熹集大成，后世接受的道统传承线索，即由朱熹建构而成”，这就是杨儒宾所说的“在程（灏、颐）、朱（熹）而不是在王安石到朱子间”拉线的“传统的看法”。可是，此书却将王安石与朱熹构成一个历史脉络，这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哥白尼式的迴转”。正是这一点上，余英时受到了杨儒宾相当有力的阻击，杨氏语带双机地说，“‘朱熹向往王安石’这样的形象，显然是需要极高妙的诠释能力与极强的诠释兴趣者才可以勾勒出来”，他认定余英时“这样的论断怎么看都是种诠释”，因为他判定余英时并不是从史料中，而是从一种预设了前提的“诠释”中得来的结论，他说，从资料中看，朱熹对王安石虽相当羡慕其“得君行道”，但也有相当多的批评，远不如他对程子终身的尊敬和服膺，因此，与其说朱熹是在“后王安石时代”，不如说是在“后程颐时代”。 杨儒宾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但是也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因为杨儒宾和刘述先一样，是站在“迴转”的另一端，他判定余英时的立场，是“儒家的核心关怀是秩序的重建，而所谓的秩序基本上就是政治秩序，此世的政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他则引程颐“道通天地有形外”和朱熹“理世界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强调理学世界也是一个真实世界，“人间秩序绝不能和价值秩序脱离”。事实上，他相当不满的地方与刘述先一样，就是他觉得余英时的这种做法“无意中摧毁了理学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亦即摧毁了理学家辛苦建立起来的绝对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所以，他认为余英时所说的“第一序”与“第二序”，其实应当再迴转过来。可是，这一“迴转”恰恰把钟摆又摆回了余英时所批评的注重“内圣”或强调哲学史脉络的一端，即强调第二序应是第一序，然而，从你这一端出发，批评根本与你有意识对立的另一端，这种各执己见的批评常常没有效果，余英时最简单的回答可能就是，这是政治史的脉络，和你那种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脉络根本不相干。 其实，我也略觉余英时确实“有意立异”，从政治史角度把王安石和朱熹连起来，虽然揭出一个被遮蔽的侧面，但也可能以这一侧面遮蔽另一侧面。正如他自己也承认的，当时有很多理学家像张栻等是极端反感王安石的，连朱熹也只是推崇其人而排斥其学。朱熹乾道二年（1166）以后编《伊洛渊源录》、淳熙二年（1175）与吕祖谦同编《近思录》，确实表明朱熹自觉上承周敦颐、二程之学有明显的“统绪”。那么，余英时为什么要在“得君行道”的政治史一面特意建立一个从王安石到朱熹的历史脉络呢？是否南宋理学家的“得君行道”，一定会上溯到历史记忆中的王安石与神宗呢？我想，不止是理学家，所有古代士大夫都有这种由“得君行道”而“治国平天下”之心，正如余先生所说是“宋儒的共同认识”（下篇，73页），所以不妨承认，王安石当时的对手司马光与二程，也是一批期待“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当朱熹希望进入实际政治领域的时候，当南宋理学型士大夫期待君臣遇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到王安石，而在他们更多的不得志的时候，就常常想到的可能就是赋闲在洛阳的司马光和二程了。在北宋的二程难道不可能在朱熹的心目中成为“不得君行道”的历史回忆吗？尽管他们并没有像王安石和宋神宗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君臣相得”，反而很多时候是在边缘化的洛阳，但是，这不是和朱熹仅仅“立朝四十天”更相似吗，为什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总是要出现王安石而不是二程呢？如果非要在理学的脉络之外有意立异，另建一个政治史的脉络，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朱熹对二程等人不遗余力的追忆和传扬？ 不过，我觉得无论在余英时还是在几位评论者的文字中，传统的“内圣”对“外王”、“道统”对“政统”、“思想”对“政治”这种两分法仍然很明显，余英时的历史叙述固然有这种从“内圣”迴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评论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实也还是这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二元倾向。陈来的评论题作《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似乎是把“思想世界”和“历史世界”分别看待，而杨儒宾的评论则叫做《再迴转一次“哥白尼的迴转”》，显然感觉上是一旦强调“外王”就必然偏向忽略“内圣”，所以，要“再迴转一次”。刘述先的评论虽然没有特别的标题，但再三地提到余英时是“政治文化‘外王’的脉络”，而另一端则是“哲学或思想观念内圣”，他特意揭出余英时“在概念上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迴转’”这句话，有意把“revolution”译成“迴转”而不译成“革命”，不只是一种谦抑态度或者有意误译，他告诉人们，这种“迴转”其实就是“革命”，决不止是“转个圈而已”。所以，他也说余英时是“由一个偏向转移到另一个偏向”。 但是，禅师有云，“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我想问的是，这种“内”、“外”两端真的是这样参商悬隔，像日心说和地心说在当时那样，有那么巨大的“迴转”或者“革命”，因而水火不容，不可调和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