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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前半期，由于民族矛盾尖锐，蒙古封建主之间争夺霸权，战争十分频繁，因而蒙古族的教育事业处于停滞甚至衰落状态。到了明代后半期，亦即蒙古达延汗以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明智的蒙古统治者对于教育仍旧比较重视。例如阿拉坦汗就让自己的子弟学习汉字，学习汉族的一些典籍。公元1640年44个封建主会盟时所制定的著名的《卫拉特法典》中曾经明确规定：“一切人，对教诲自己的教师、父母，严重殴打者科罚三九(牲畜)，轻打者罚二九，再轻者罚一九。”《阿拉坦法典》中甚至规定，盗窃竹笔者“科罚绵羊一只”，这种对书写工具的保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明朝和北元时期；蒙古族接受教育的处所和机构，主要是私塾和寺庙，其次是四夷馆和儒学。 私垫是私人设立的教学处所。蒙古地方自阿拉坦汗以后，私塾日益增多。设馆授徒的教师称“榜什”，学生叫做“舍毕”。“榜什”在蒙古社会中非常受人尊敬，舍毕对之执礼甚恭。弟子入塾，持羊、酒行叩首礼，至学会书写结业，复以白马一匹、白衣一件或布帛、丝绸为谢。 喇嘛教黄教在明代传入并风靡全蒙古，以至寺院林立，其消极影响至深且巨。但在教育上，也起子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传授文字。蒙古僧侣要学习藏文、蒙文，高层阶段还要学习梵文，并经考试合格方得转入专门学部。二是传授科学知识。喇嘛教寺院一般设有多种学部，其中医学部向喇嘛们传授藏医、藏药(包括兽医)知识，时轮部传授藏族的天文历算知识。这种教学，既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也促进了蒙古族医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三是培养了翻译人才。受过专门训练的喇嘛，大抵通晓蒙、藏、汉、梵诸文字中的数种或者全部，通过各种文字间的互译，便造就了相当数量的翻译家。四是在镌印佛经的同时，也印刷了其他蒙古书籍，因而对蒙古经卷的流传、保存和创新，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夷馆是明朝政府所设置的机构，从事译述，这里曾经造就出一批高级蒙古翻译。 明代在府、州、县和卫均设有儒学，对在卫儒学入学的蒙古族，明政府规定：“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并赐冬衣锦衾皮遣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