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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生命相连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劳作(工作)；二是享受(闲暇)。中国的文人一直有反耕作的传统，实际上也就是反实用、反商业、反科学。汉代的文吏还讲一点通经致用，后来的中国文人和儒生则或追求艺术文化，或潜心道德修养，很少与功利联系。殷海光提出：科学和技术是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所以全力发展科学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引擎。真正能够使中国科学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文化。只有“唯真理是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李约瑟认为，有史以来，在大多数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的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都是政治和技术最为发达的中心，那么，后来的科学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原因何在?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贝尔纳为此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也许是古代中国在农业生活与受过经典教育的统治阶级之间，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沛供应与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保持着十分令人满意的平衡，才没有必要把技术改进发展到某一限度之外。平衡的生活、平衡的社会加上平衡的心态，当精神贵族的生活悠闲而舒适，他自然就没有动力去追求科学发展、技术革新了。 贝尔纳认为，科学作为一种职业具有三个彼此互不排斥的目的：使科学家得到乐趣并且满足他天生的好奇心，发现外面世界并对它有全面了解，把这种了解用来解决人类福利的问题，这就是科学的心理目的、理性目的和社会目的。其实，理性目的也属于心理目的。贝尔纳强调，科学家心理上的快慰在科研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要讨论科学的总效率，就应将这种心理上的快慰考虑进去。 科学具有字谜游戏或侦探小说所具有的使千百万人人迷的一切特点，它是一种最有趣和最惬意的消遣，因此才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最好的逃避现实的方法。奥尔德斯·赫胥黎认为，有些人之所以靠讲课和科学性的嗜好来忘掉自己，是由于它比酗酒和女色更能消愁，科学上所谓的“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无异于其他嗜好的嗜好，一种真正的、生活的、相当优雅而精致的代替物，追求“真理”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这种消遣的一个雅名而已。贝尔纳对此观点颇为欣赏，他指出，科学现在主要是被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把许多人毁掉。他说：“归根结底，为科学辩护的理由是——它是十分有趣的消遣。” 这种科学与游戏、兴趣、快慰的关系论和功能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科学家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此为自己耽于科学辩护，相反，长期以来，人们是用科学是对上帝的赞颂或科学可以造福人类的说法来为其辩护的。中世纪神学教育观笼罩下的科学知识地位卑微，未从上帝的天堂里驱逐，是由于这个神学的侍从是证明上帝存在意义的工具。显然，科学在中世纪教育中没有地位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文艺复兴中复活的人文主义也几乎不理睬它。“在大学里可以学到一些数学，航海学校甚至还教授数学，医科学校也教授一点植物学和化学，如此而已。”在17和18世纪，科 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并不是由于它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才有了发展，而恰恰是在毫无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的，尽管有了波义耳和牛顿的先例，科学并没有在较老的大学中生根。18世纪末叶，提供若干充分的科学训练的教育机构只有普里斯特利和道尔顿任教的英国几所非国教研究所与拿破仑当过学生的法国炮兵学校。工业革命使科学的重要性得到了提高，在19世纪，它开始进入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中学。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科学发展的动力源自科学家的兴趣，科学成为最好的娱乐工具。反观中国，这一工具恰恰为文艺所取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心理误区始于墨子，他认为科学技术离不开国计民生，只具有实用、功利的价值。反观西方科学，最初的发展不是基于实用的价值，而是作为提供给智者和精神贵族休闲消遣的工具。人类为什么需要科学?贝尔纳把个体的心理动因放在第一位，墨子把社会的功利目的放在第一位。西方偏重的是科学对心理(包括理性)的作用，起点就与中国的墨家学派不一样。“儒学”作为统治术被统治者加以推崇，逐渐沦为“儒术”，于是儒学的价值也仅表现为政治的实用性。中国的“术业”高度发达，而“学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导致自然科学一直没有重大进展。即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一种“术业”的发展和成就，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在传统科技教育中，只有“术”在师徒之间传授，且很少进入官学的课程内，只是到了唐宋以后，才有医学、天文学和算学等少量实学知识进入某些专科学校，但没有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所以一直未受重视，地位低下。 四、学术创新的载体和氛围 人类文化知识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需要载体与氛围，西方社会的有效载体是各类学术团体、期刊以及各种沙龙和咖啡馆。 西方早在1645年就已创办学会，当时一些好事的青年人在伦敦某酒店里组成了一个“午餐俱乐部”，商定每日聚会一次，旨在讨论和实验，其成员罗伯特·波义耳在他的通讯里把这一酒会俱乐部叫做“无形学院”。俱乐部的参与者有教师、语言学家等，但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家，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涉及物理学、解剖学、航海学、机械学和自然实验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其动机纯粹是天生的好奇心。到了1800年，英国有期刊出版物264种，其中大多是由书商和出版商发行的。尽管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早期，很多所谓的期刊评论其实都含广告意图，但英国、法国等通过期刊这种重要的平台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另外一种交流场合就是沙龙，法国的洛可可文学沙龙是一个典型。沙龙一般都围绕着一个有才智的妇女旋转，它继承了意大利宫廷的传统，比如对贵妇人机敏、才智、个性、美貌及出身高贵的崇拜，她因此成为社交界活动的中心。18世纪的西方沙龙除了是一种机会，还是人们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它有双重目的：既为探讨学问，又有闲情雅致，甚至还是传播流言蜚语以及男女打情骂俏的地方。它在文化和学术上也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促进了新观念的诞生。实质上沙龙也是一所促进成员进发新思想的非正式学院。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沙龙朝着平民倾向演变。于是，促进西方学术创新的文化平台慢慢从贵族的沙龙演化到平民的咖啡馆。咖啡馆提供自由聚会的场所，虽与沙龙产生于同一时代，但标准迥然有别：它推崇的是才智，没有等级、身份的限制或道德的裁量，没有沙龙的繁文缛节，也不受女性的礼仪维护，更不受其控制；它不管信仰、财产、地位，向众人开放，任何人都以平等身份自由参与。所以咖啡馆里就聚集了大量社会地位平等的人，组成不成体统的大杂烩。西方的咖啡馆是学术讨论的平台，它铲平了等级，有利于共同交流。咖啡馆的实质是让更多的个人观点在自然的交流中交叠、凝结成共识，并赋予其形式和稳定性。咖啡馆还有利于个人在与他人的接触过程中学会评价欣赏别人的观点，学会在相互交往和讨论中形成合理的标准，从外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这正是咖啡馆文化的关键。咖啡馆的社交在培养人们尊重和宽容各种思想的心态中，也培养了合群与协作的精神。在以谈话为主的咖啡馆氛围中，那些善于言辞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自然会成为主角。 因此，中国的学校教育要提倡茶馆精神。把平民的茶馆精神发扬起来，在茶馆式的“无形学院”里注入对话精神，有利于从根基上培育学术创新的土壤。创新型社会并不是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登高一呼就会到来，急切地推动或强制的做法总会变味，其效果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只要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学术土壤，就会有种子冒芽，才会有百花齐放。 未来教育的发展又会怎样?成思危认为，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农耕社会的时候，人们只有10％的时间用来休闲；当工匠和手工业者出现的时候，就有了17％的时间用来休闲；到了蒸汽机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人类的休闲时间增加到了23％；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的机器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因而人们可以把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和休闲。根据国外的预测，到2015年前后，随着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的发展，人类将有50％的时间用于休闲，这将带来整个市民需求结构的大变化，因为达到50％，就是由量变到质变了，整个社会价值的需求就将由更多的对物质的追求转化到对精神享受的渴望，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将产生大变化。 富裕的衡量指标不仅是GDP，幸福的指针更不仅仅是经济收入，还可以用生活中休闲时间的多少作为衡量个人和社会富裕的标准：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多就越富有；社会中越多的人有越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这个社会就越富有。西方最初的学校(school)意味着休闲，中国最早的学校是养老的福地(“庠”者，“养”也)。充实生命、超越创新是学校教育的永恒追求，教师是理想型的学者，也是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教师职业的理智(intellect)有别于一般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因为教师面对的是青少年的未来。智力偏于实用，理智超越功利。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了靠政治谋生和为政治而生的两类人，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这类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象征正是“无形学院”的精髓。 未来的教育将不会局限于现在学校开设的学术科目的分科学习，而是会照顾到学生需要的社会技巧、个人体能、情绪、审美等各方面均衡发展。斯腾伯格等认为，专家型教育尤应注重缄默知识的培养，而缄默知识是人们成功所需要的知识，它未被明显地教授，往往难以甚至不能用语言表达。这种知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及自然背景，它对理解专家型教师在现实世界中的发展和作用至关重要。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要求人首先必须有活力，教师自身必须有科研的动力、创新的激情，才能革除压抑、束缚学生创造力的旧观念、旧做法，克服传统教育“塑造灵魂”、“培养人才”这种急切的情绪，搭建学术创新的平台和营造主动探索的氛围，让自身的创造点燃学生创造的火把。 我们可以把人的工作和生活分为四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以玩代干；第二种境界是边玩边干；第三种境界是干中带玩，第四种境界是只干不玩。也许，最好、最高的境界就是“以玩代干”：“干”就是“玩”，“玩”就是“干”；工作就是娱乐，娱乐就是工作。于是，劳动、工作及创新就成为人生命的内在需要，这样的修炼已达“内化”之境，学问也就做到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