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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写于1516年，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理论。虽然书名为“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但伊拉斯谟认为，他所表述的教育主张，不仅适用于王子，“也适用于王子将来统治的那些自由的、情愿的臣民们的成长”。 该书同《愚人颂》一样，至今无完整的中译本，在华东师大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和吴元训编的《中世纪教育文选》中皆有较长篇幅的节译。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该书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 1．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伊拉斯谟认为人的成长来自四个主要因素：遗传本能、教育、习惯和经验。他还认为个人发展有三个因素：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训练，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练习，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自然禀赋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 遗传和自然是强有力的，教育应以人的天性特点为依据。教育和训练的作用更大，“有些天性在道德上的缺陷可以用训练和管教来纠正”。伊拉斯谟高度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 认为“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但他认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他以塞涅卡对尼禄 的教育为例认为“对一个天性既愚笨又粗野和难以描绘的人来讲，任何人对他成长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劳动”。 伊拉斯谟非常强调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认为应使儿童远离恶劣的环境和有恶行的人。所以他要求儿童应慎交游、应择良师、应读好书。不应该让儿童“和未经选择的游伴往来，他只能和品德优良、谦虚谨慎的孩子交朋友”。应避开坏人，“和这些人在一起，除了享受、娱乐、傲慢、自大、贪婪、闹气和残暴以外，他听不到什么东西，学不到什么东西，吸收不到什么东西”。应择良师，这样儿童才能受到好的教育。应读好书，因为“不正经的谈话毁坏心灵，不正经的书籍毁坏心灵的程度并不比它稍差。没有声息的文字会转变成为态度和情绪”。 伊拉斯谟认为，如果儿童因不良习染形成了坏的习惯，就很难改变，“没有一件事情比使人们清除由于习惯而变成第二天性的特性更加困难的了”。基于此，伊拉斯谟要求重视早期教育，“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象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所以，应“从襁褓时期开始”，“就必须使他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道德的种子必须播种在他精神的处女地，以便随着年龄和经验日益增长，它们会逐渐生长和成熟，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植根”。 2．教育对社会的作用。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因而“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看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这很有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胜于刑政”的色彩。 他让父母牢记他们对社会的义务：“你生儿育女，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是为国家；不是只为国家，而是为上帝。” 他坚决主张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数量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他认为当时教师所受教育太差，缺乏进行教学工作的必要训练，而补救之“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 显的结论是有必要迫使国家像组建一支军队那样组织教育。 伊拉斯谟尤其重视对王子的教育，也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考虑，他认为若王子智慧超群、能力卓然、品德高洁，则将来能做一名贤达的国王，社会随之也就能摆脱愚昧和不道德的境地而趋于完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伊拉斯谟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教育的政治功能。 我们在此可联系《愚人颂》进一步明了伊拉斯谟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愚人颂》以幽默的笔法讪笑了当时荒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是非、善恶；也没有真理、秩序。更可悲的，生活于这社会里的人，由于积习已久，将四周的种种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庸人，但还自以为聪明。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想通过教育改革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尤其是改革教会，不过他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和应用的方法与其他宗教改革者如路德等迥然不同。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改进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书立说、兴办学校来推动改革；至于实际的其他社会革新，伊拉斯谟希望负有领导职责的王公和教士们去做。马丁·路德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推翻旧教会，建立新教会，而伊拉斯谟则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逐步的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不希望新旧教会之间战争和流血。教育在伊拉斯谟看来是改良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绝脱离罗马教会，路德讥刺他为“懦弱者”，认为他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无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 。伊拉斯谟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观紧密相关的。 （二）关于教育的目的 教育目的所要回答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伊拉斯谟所要培养的人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素质：虔诚、德行和智慧。 1．虔诚。伊拉斯谟是一位神学家，所以他尤其强调宗教教育的地位，但由于他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所以其宗教教育思想又不同于中世纪那种重盲从、尚专制的做法，与北方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他强调的是一种宗教虔诚心的养成，崇尚内发而非难外铄。 伊拉斯谟认为“应该用基督教的标准估量一切东西”，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并非易事。“受过洗礼或涂过油神圣化的人，并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也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在他内心感情上信奉耶稣并且用他虔敬的行为模仿耶穌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徒应忠顺于耶稣，信守圣礼。 伊拉斯谟理想中的王子教育，不是异教王子的教育，而是基督教王子的教育，所以他尤其强调王子的基督教精神的养成，认为“耶穌的教旨最适用于王子”，“必须把耶稣的故事牢固地扎根在王子的心灵里”，一个王子应“以纯洁的性格和智慧超出一切人”，“你强迫你的臣民学习和服从你的法律，你应该以更大的努力强制你自己学习和服从上帝耶稣的法律”。 2．德行。伊拉斯谟非常重视良好德行的培养，认为德行对一个王子而言就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而一个好王子的主要标志在于他是否有好的德行。 王子就是将来的国王，若要治理有方，首先就必须有良好的德行。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神学把三个主要的特质归之于上帝──最高的权力、最大的智慧、最大的仁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具备这三个特质。有权力而没有仁慈，就是十足的残暴；没有智慧，就是带来混乱，而不是领土”。 未来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德行呢？“他是温和的、和平的、宽厚的、有远见的、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和坦白的。他不是金钱的攫取者，也不是它的奴隶。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是有理性的，能判断的。他有纯洁的和周到的思想；他在忠告、正直、明智和留心宗教故事务方面是专心的，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他在谋划大事上是可靠的、坚定的、正确的，并有权威的判断。他工作勤奋，很有成就。他深切地关心人们，是他们的保护者。他行为善良，缓于报复。他诚实、如一、坚定、公正……。他是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对与他谈话的人都表示欢迎；他公开支持和热爱他的人民和战士。他用武力反对侵略战争，从不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他热爱和平，维护和平。他反对强行改变人民的习惯。他知道怎样做个领袖和国王以及如何建立有益的法规。他生来为了达到荣誉，其表现象个上帝。”这些伊拉斯谟所褒扬的德行实际上是耶稣人格的世俗表现。 一个王子应关注人民的安全胜于顾及自己的生命，王子应对人民尽职尽责，王子最大的快乐在于关心国家、使其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进步和繁荣。伊拉斯谟还要求王子具有基督教平等的精神，一个基督教王子与出身贫穷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奴隶，他们之间应有“互相友好的关系”。“自然创造人，人人平等，奴隶身分是加在自然上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只有一个主人──基督”。伊拉斯谟认为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应尽力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保获人民的自由和安定有助于君权的加强。” 王子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是爱民。“谁企望人民好，他就是国王；谁只考虑个人，他就是暴君。”王子要得到人民的爱。他就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值得让人民爱的。他要做一些好事来赢得人民的心。他对人民好，人民也会对他好，以示报答。“谁要是失掉人民的信爱，他就要失掉一大群捍卫者。”所以，王子具有良好的德行是统治好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 伊拉斯谟认为，王子具有美德不仅益于统治，而且益于化民成俗。“王子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进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王子的生活德性可以掌握和改变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在赌徒王子的统治下，赌博盛行；在好战者之下，每人都被卷入战争；在享乐者之下，人们都在浪费奢侈中玩乐；在残忍的暴君下，每人都带着责难和虚伪的理智。王子上行，百姓下效，所以王子应具良好德行。王子考虑人民的幸福不是只看他们如何有财富和身体如何健康，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正直和能够自我克制；他们是否很少贪婪和不和；他们是否闹宗派等等。总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面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王子首先必须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风俗。 3．智慧。王子除具虔诚和美德外，还需有非凡的智慧。伊拉斯谟认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要掌握这种艺术，需运用智慧的力量。“对一个问题深思熟虑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智慧。假如王子缺少这种素质，那么，他就不可能观察了解客观事物，正如视力破坏了，不能看见东西一样”，所以，一个王子必须有非凡的智慧，“这是好政权的基础，也是主人命令仆人服从的基础”。 作为一个未来的统治者，王子应“既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又能看到未来，并有广泛的知识”。智慧应服从于虔诚的美德，受二者的指引。王子具有智慧应为民谋福利，而不是搬弄是非，祸殃百姓，涂毒生灵，谋一已私利，“他的智慧只用于为国而不是为自己”。 虔诚、德行、智慧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虔诚是德行与智慧的最高体现，而走向虔诚与德行的必经之路是智慧。可以看出，伊拉斯谟所宣扬的虔诚、德行、智慧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世俗色彩，不同于中世纪以蒙昧和压制为主调的宗教精神。而且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也有不同，“意大利人没有哪个会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或如此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是古典主义的课程，学生应读《旧约》和《新约》、读普卢塔克的《格言》和《道德论》、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西塞罗的《论义务》等等。伊拉斯谟认为这些书籍都是纯洁的，而且多与政务相联，是培养一个国王的必读之书。 读书的目的不是仅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使他变得更好些”，一个人知道并憎恨政治野心、易怒和情欲等等的弊害，读书可使你找到克服这些弊害的方法。“没有什么比从书中能获得更正直和更有益的东西了”。 为了管理好国家，王子还要学习地理和历史。“王子要热心学习国家的各区和城的位置，它们的起源、自然环境、组织情况、风俗习惯、法律、编年史和特权”，这是明智地管理国家的基础，因为“没有人能治愈其身，除非精通它。没有人能种好一块地，除非精通它”。 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应是纯正的古典拉丁语。拉丁语教学在其课程论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拉丁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语言去挖掘古典文化的宝藏。伊拉斯谟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他想在整个欧洲建立一种希腊、罗马式的共同文化，他把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楷模，认为有关生活中主要方面的一切基本知识，无论是法律方面的、医学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均能在拉丁著作中找到。一言之蔽之，文以载道，学文重要，学道更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学古人之道以改造现在的社会。 在《关于正确教学的方法》中，伊拉斯谟指出：“我特别重视教学的正确方法(包括教材的选择和传授方法)，因此，我保证用此法使智力一般的学生也达到相当不错的学术成就。……具有这种用正确的方法打下基础的孩子，便可信心百倍地希望在高一级的学业上取得成功。”他反对在教育和教学中虐待儿童的现象，主张废除体罚，认为教师应懂得儿童的天性以及教育过程内在的规律。 教师应了解学生。了解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基础。教师应了解学生“比较倾向于急躁还是傲慢，倾向于希望成名还是渴求名声，倾向于放荡还是赌博、贪婪，倾向于抵抗还是战争，倾向于鲁莽还是残暴”等等。 教师应因材施教。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教师应针对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应采用任何“适合王子的年龄，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方法”。伊拉斯谟认为“教师的任务总是相同的，但是他必须在一种情况下采用一个方法，在另一种情况下采用另一个方法。当他的学生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可以通过有趣的故事、令人愉快的寓言和巧妙的比喻引进他的教导。当他年龄稍长时，他可以直接地教他相同的东西”。 教师应长善救失。“当他已经发现王子的弱点时，他应该用优良的理论和适当的教导教化他，设法把一个尚易于接受引导的人引向更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发现王子的天性倾向于生活中的好事，或者无论如何只倾向于那些容易转变为美德的坏事，例如功名心和挥霍浪费，教师则应该更加努力，帮助王子天性的长处得以发扬”。 （四）教师论 择师非常重要，应“仔细地选择未来王子的导师”，因为“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一个好王子的一切都功归于运用道德的原则使他成为好王子的那个人。”教师责任重大，“他正在履行一件绝不轻松的职责”，“你是成为一个在你国家行善的力量，还是将使国家遭到灾难和瘟疫，完全取决于你”。 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伊拉斯谟认为“一个国王应该从他全体居民中选拔教师担任这个责任——甚至从各方面召募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年长，使他们受到深深的尊敬；生活纯洁，使他们享有威信，爱交际和态度温柔，使他们得到爱和友谊”。好的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教育技巧，“他能责备人而不使其感到奚落，会赞扬人而不流于谄媚，由于他纯洁的生活而受人尊敬，由于他使人愉快的态度而受人敬爱”。 教师仅具有知识和美德还不是以胜任教学工作，他还必须了解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理年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才能收到成效。 伊拉斯谟的教育观是北欧人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既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共性——崇尚古典文化，要求改革教会，建立一个新世界；也具有北欧文艺复兴的特性——更多地强调虔诚和德行，重视实际生活。但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教育观也并不完全适合于那个时代的需要。这在他的课程论和教育目的方面有明显的体现。他给学校推荐的古典课程适合于学者和朝臣，但不适合那些从事一般社会劳动的人，尤其不适合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实用的知识。这说明伊拉斯谟在培养目标上和课程论上有脱离大众的缺陷，他所要培养的仅是少数上层人物，他的教育对象的范围非常狭隘，他的教育措施也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伊拉斯谟所关心的是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因而忽视科学知识的学习，而只重视人文学科的掌握。 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渐趋形成，民族主义精神日占上风，但他并不赞成国家之间存在差别，要求诸国均使用古典拉丁语以形成共同文化。因此，他不重视本族语的作用，本族语教学在他那儿不占什么地位。他没有看到，拉丁文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象在它的本土意大利那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人民的生活和教育中，占据同样的位置。 尽管伊拉斯谟强调古典课程不能完全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但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中世纪后期的几百年里，大学和一般学校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抽象的推理上，有时甚至毫无掩饰地表示它们对现实世界的轻视，以致常把现实世界仅仅视为逻辑学家搞智力训练所用的物质材料。文艺复兴所要做的恰是对这种片面理解的纠正。经院哲学所论证的各个老问题已经反复而热烈地讨论了几世纪之久，却仍然毫无进展。这时，对这一方面感到无穷厌恶的人们不得不逃出文法学校和逻辑学者所统治的学校，逃出机械论者和形而上学者永无休止的争吵漩涡，前去探讨真实的世界，特别是那伟大而完美的古代文化世界。经院哲学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尽管“磨粉机隆隆地响个不停，但已经磨不出面粉了”。伊拉斯谟对当时知识界和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提倡古典文化，其用意在于通过学古人之言进而明古人之“道”，从而达到改造现存腐朽社会的目的。伊拉斯谟在强调古典课程的背后隐藏着革新社会的企图。 伊拉斯谟把革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上层部分人身上，他的教育规划明显地脱离大众。这是其重要缺陷，但我们应看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缺点，而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缺陷。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是上层阶级，世俗君主和宗教领导者的宫廷，在当时都成了著名艺术家和诗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场所，“所以由此而勃发的新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贵族的文雅色彩以及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 伊拉斯谟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论著，为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位“新古典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所从事的安安静静的工作，其影响之深远更甚于漫游四方的诗人的热狂行动。” 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二百年后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伏尔泰，其著述广为流传，推动着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巨轮。他的教育理论有得有失，他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优劣互见。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褚洪启）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