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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1349—1420，一译作韦杰里乌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帕都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求学，获文学、医学博士学位。并曾随著名的拜占廷学者克里索罗拉(Chrysoloras)学习希腊语和古典文学。后任帕都亚大学逻辑学教授。他曾潜心研究昆体良的教育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弗吉里奥的主要教育著作是《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 在西方教育史上，弗吉里奥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的注释，引起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教育界和学术界对昆体良教育思想的普遍重视和广泛热情，从而间接地推动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弗吉里奥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为人文主义教育的具体实践指出了方向，从而直接地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教育的发展。 《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De ingenuis moribus et li- beralibus studiis)，写于1404年(一说为1392年)。该书原为讨论帕都亚公爵弗朗西斯科·卡拉拉之子阿伯丁的教育而作。原文用拉丁语写成。近代以来，先后被译成英、意、法等国文字。较为著名的英译文收入渥德华德(W·H·Woodward)的《维多里诺·达·费尔特雷和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之中，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土1905年出版。 《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探讨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特别分析了自由教育(或译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的性质、概念。 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受昆体良和普鲁塔克等人的影响很大。他认为，人的教育应当从小抓起。这是因为，在童年时期，儿童的接受能力很强，容易受外在力量的影响。儿童期是进行教育的良好时机。因此，他强调为人父母者，应当从子女出生后，就开始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教育。这是父母的神圣职责。他进一步指出，在儿童期的各项教育中，道德教育是最为主要和重要的。在他看来，人的外在行为是由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决定的，善良的行为只能来自于善良的德行。因此，与其他各方面教育相比，道德教育具有支配作用。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弗吉里奥尤为注重培养儿童具有克制欲望的品质，认为这是儿童所应具备的最为重要的品质。只有当儿童真正能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时，才能逐步培养其他各项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对儿童进行服从教会、服从长上、服从社会等品质的教育。 在《论绅士风度和自由学科》中，弗吉里奥着重探讨了有关中高等教育的问题。他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理想，把中高等教育的核心归结为全面教育、归结为自由教育。他指出，所谓全面教育，并不意味着让学生对每一门所学科目，都进行深刻的钻研，成为专家，而是以发展人的理智和情趣为目的。教育的目的不是训练特殊的技能，而是发掘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他认为，自由教育“是一种符合于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最高才能的教育。” 根据他的观点，全面教育或自由教育应当包括德育、智育和体育等方面。他认为，在一个自由人所应具有的最高才能中，道德品质是最根本的，因此，在自由教育中，道德教育应占据首要的地位。德行的培养应重于知识的传授，知识应从属于道德。他指出，“下等人”往往把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愉悦作为生活的目的，只有真正的“上等人”(或自由人)才把道德价值作为生命的唯一目的。与此同时，弗吉里奥认为，道德的发展不能孤立地进行，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其他各方面的教育。因此，应当努力使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的道德发展与知识增长协调起来，并以此作为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共同目的。他的这些思想显然受了昆体良的影响。 体育是自由教育的重要方面。弗吉里奥认为，真正的教育旨在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有效的训练。进行心智训练，是为了人的理智能力，使人能理智地控制自己。进行身体训练，则是为了发展人的体质，使人能够更好地服从理性的命令。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人一生事业的重要基础。由于这些原因，弗吉里奥非常重视体育的作用和地位，并把体育与道德教育、理性发展相结合。在中世纪，由于教会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和禁欲主义思潮的盛行，西欧学校的体育中断了上千年之久。弗吉里奥关于体育的见解，实际上起到了复兴学校体育的作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学校体育的大发展，与弗吉里奥的宣传是有一定联系的。 在强调体育的同时，弗吉里奥主张进行军事教育，并把体育与军事教育相联系。他认为，体育是实施军事教育的手段，只有通过体育，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教育。在军事教育中，他不仅主张训练使用武器的各项技能，而且强调让学生学习指挥原理、策略、军需、布阵等各方面的军事知识。 在《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中，弗吉里奥着重论述了有关教学的问题。他认为，为了实施自由教育，为了达到全面教育的目的，基本的手段和途径是传授自由学科(一译作人文学科)。他指出，只有自由学科的教学，才能培养一个自由人所应具备的德行和智慧。 在中世纪学校中，通常教授的基础课程也是自由学科，其具体科目是“自由七艺”，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在当时，这些科目是作为进一步学习《圣经》和神学的准备。虽然同样强调自由学科的教学，但弗吉里奥的见解与中世纪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自由学科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方面，同样也表现在自由学科具体科目的安排方面。 根据弗吉里奥的观点，在自由学科的各门具体科目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他认为，历史教学对于培养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同等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丰富知识、拓宽视野，而且有别于理性的发展。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仅次于历史。他认为道德哲学为自由学科的学习指明了目的，它有助于人们对自由本质的理解。处于第三位的是雄辩术，他认为掌握雄辩术有助于更好地表达思想。与此同时，弗吉里奥还分析了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弗吉里奥还主张学习文学、体育、音乐、绘画等科目，并认为这些科目是学习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的必要基础。虽然他原则上反对深入钻研绘画艺术，认为这会产生一种职业倾向，从而损害自由人的心灵，但是，他又认为学习绘画有助于练习书写，因此，它在自由学科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弗吉里奥更为强调的是文学。根据他的观点，文学包括文法、作文规则、逻辑、修辞学的诗歌。他认为这些科目各自具有独特的价值：文法和作文是发展语言技能的基础，逻辑和修辞学是哲学和雄辩术的基础，诗歌是掌握雄辩术和雄辩技巧的前提。 除上述科目之外，弗吉里奥还主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等科目。 在关于教学内容的论述中，弗吉里奥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见解。他强调学习有关自然的知识，他说：“自然知识，天地万物的法则和性质，以及它们的起因、变化和结果──这是最令青年人高兴，同时又是有益于青年的一门学科。” 在阐述自由教育的内容的同时，弗吉里奥也探讨了有关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在讨论选择和设置教学科目的原则时，他一方面强调课程应有助于发展自由人的心灵，反对实用性和职业性科目，另一方面则主张，教学科目的选择应当以学习者个人的心理条件和特征为基础，反对课程设置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在教学方法上，弗吉里奥受昆体良教学论的影响很大，他的不少见解可以说是昆体良思想的“文艺复兴版”。但这并不意味着弗吉里奥的教学论思想没有任何独创性。在一些方面，他的思想甚至超过了昆体良。 昆体良认为，记忆是理智之源，理性的发展皆来源于它。与此不同，弗吉里奥认为记忆不同于理智，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与记忆相比，理智更为重要。没有理智，记忆则毫无价值。反过来说，没有记忆，理智的发展也会受到障碍。在论述二者关系的基础上，他还分析了二者各自的功能或作用。在他的教育理论中，这些论述实际上是在分析人的心理活动以及据此而进行的教学活动。 在具体教学方法上，弗吉里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例如，教学的内容应当适量；教学应当循序渐进，在学生未掌握某一内容时，切勿转到另一内容；教学内容的组织应当系统；教师应当经常地让学生进行相互讨论；教师应当使学生有机会向他人传授自己已经习得的知识，以使知识更加巩固。 弗吉里奥对教师工作也作了一些论述，他非常强调教师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教师的作用不仅在于传授知识，使学生身心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于造就有为的政治家、绅士乃至君主。因此，教师工作对于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应当谨慎地选择教师。 弗吉里奥的《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问世后，即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仅在1600年以前，就先后印行了40多次，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广泛传诵。书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后被意大利教育家维多里诺在其创办的曼图亚宫廷学校中，进行具体的实施，从而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该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内容、方法，为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对于反对中世纪教会教育、宗教教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这些新思想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欧美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更为具体地说，《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一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复兴了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的理想。西欧社会进入中世纪以后，支配教育的一直是基督教教义和教会的规定，教育成了培养基督教信仰的工具，世俗的、古典的教育思想和价值观被视为异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随着古典文化和学术的复兴，复兴古代教育的理想已经成为必然之举。弗吉里奥的工作适应了社会的客观要求，为改革教会统治下的宗教教育和经院教育，为发展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弗吉里奥并不是单纯地重复古代教育家的思想和价值观，他实际上是以旧的形式提出了新的内容，实标上是赋予古典教育理想以新的含义，用古典教育理想阐明资产阶级的教育目的和原则。第二，开创了研究教学法的新时代。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采用的教学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通常以体罚，机械记忆为主，并且几乎没有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昆体良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西欧的教学理论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通过重新阐释、传播古代教学理论，弗吉里奥唤起、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人对古代教学理论的普遍热情，从而推动了对教学法的进一步研究。 《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一书的缺陷主要在于，首先，它论述的主要是绅士的培养和教育，因此，它把教育的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这一点甚至比中世纪学校更具有局限性。其次，它反对进行职业性的教育，这事实上与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存在着相悖之处的。但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教育著作。 （张斌贤）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