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发言 不听周恩来劝阻 马寅初从来就不是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解放初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一边参与指导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一边努力学习俄文，学习马列主义。 1951年6月，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任命为北大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就职演讲中，他说：“同学们或许要听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要使诸位同学大失所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的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贯彻为任务！” 他号召教职员工学习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了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进，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向前进”。 他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当年9月，周恩来应马寅初之邀到北大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自此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这是建国后知识分子失掉独立性的开始。当年的《人民日报》陆续刊登了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检讨》、李宝震的《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罗常培的《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文章。 为了让北大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过关，马寅初专门到周教授家中给他做工作。马寅初在一个台阶上跳上又跃下，对周说：“只要下决心改造，就如同这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讲政治”的表现还有，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不少人提出党委撤出高校的建议，马寅初在会上大声反对：“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大为例，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 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与新政权的紧密结合，曾使得有人在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痛遭挞伐时，偷笑他“拍共产党的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热忱发自内心，那些“讲政治”的话语和行动，恰如《圣经》所说的“我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早早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润”、“思泽”、“思东”……几乎每个孙辈的名字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景仰。 但他无论是治学还是参政，始终以调查和实证为凭据，也因此不曾陷入高呼口号和惟意志论的歧途。1958年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 “他身居高位，跟政治家们走得很近，为什么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马思泽坦言，“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想一是他爱说真话的个性使然，他身居高位，却不迷恋高位，所以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另外一方面，他用的是自己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把握。” 自1953年起，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访、调研，有赞有弹，从未停止过逆耳忠言的进谏。他的《新人口论》中关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的核心构想也是经过3年的实地考察后方才提出的。 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组就人口控制作了发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故我主动把发言稿收回”。 等待观点公开的日子里，他曾对《文汇报》驻京记者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马寅初与周恩来私交颇深，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