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7月,中美双方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赔款中超额部分1100余万美元退还中国,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并决定设立“游美学务处”专司此事。 由谁来担任游美学务处的领导呢?由于留学工作既属教育又涉及外交,确定由学部(即教育部)和外务部各出一人兼任领导,而由外务部牵头。又由于这是清廷主办的官费生出国留学,去的地方又是国势兴旺的美国,所派充的领导人自然不能马虎,起码应是“丞参”之类,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 外务部首推左丞参周自齐兼任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即总负责人。周自齐是留美生,归国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不久前才从驻美使馆参赞任上调回外务部任左丞参,曾参与庚款留学谈判,由他兼任总办自然恰当。外务部向学部征询意见,立即获得同意,学部也准备推举一位相当职务的杨熊祥兼任总办,形成“两部两总办”格局,共同领导游美学务处。 随后,外务部考虑周自齐工作太忙,国事任务繁重,学务处方面实难分身兼顾,就又提出一个补充方案,给他配一位助手,即增加一个“会办”职位,由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兼任。 唐国安也是留美生,在美国念了8年,肄业于耶鲁大学,擅长英文,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英文写作,一向热心留学事业,与归国留学生有着广泛联系,曾和李登辉、颜惠庆等人在上海创立“环球中国学生会”,任副会长兼《环球中国学生报》英文版主笔,发表过很有影响的关于留学教育的文章;他还是香港、上海、北京三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会刊《青年》英文版主笔,写了许多以青年为对象的论述道德修养的文章。但他官阶较低,为从五品官。 公函送到学部,学部尚书张之洞看后不以为然。他认为游美学务处是一个领导机构,总办无须事事躬亲,只须配备几名秘书或文案办事即可,无须增设会办。 外务部接到复函后很是踌躇。不过外务部领导层多由归国留学生组成,思想框框较少,且对留学情况比较了解,对唐国安的才识比较赏识,于是做出一个大胆的回应,索性提名游美学务处总办一职由唐国安兼任,于宣统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函张之洞,称“拟改派本部后补主事唐国安为总办,与学部所派杨郎中商同办理一切”。 张之洞看后更不以为然了。游美学务处的社会地位很高,其负责人的官阶岂能降低?可能是嫌唐国安官阶不够高,将此议否定。 后经两部反复磋商,并报军机大臣那桐同意,最终回到前一个方案:即由周自齐兼总办,唐国安兼会办;学部不再派总办,改由学部委任周自齐一个级别相当的 “学部上行走”官职,代表学部来领导学务处;学部另派一位员外郎范源濂(留日生)兼任会办,如此“一总二会”的领导班子搭成。 同时确定,周自齐和范源濂在游美学务处支半薪,唐国安则支全薪,为专职,主持学务处的日常工作。薪水按“两”计算,周自齐每月领薪二百五,范源濂每月领薪二百,唐国安每月领薪四百。胡光麃说,唐国安“长川驻校办公”,又叫“坐办”(“坐堂办公”之意)。 就这样,唐国安并未因官卑、言轻而退缩,却以自身才识和实干精神,加上对留美教育的热情和理解,顶住官场等级观念的压力,挑起了“庚款留美”的重担。 按照协议规定,游美学务处的首要任务是选送学生出国留学,于是向社会公开招生。从1909年至1911年,每年一批, 三年共选送了三批总数180名学生直接出国留学。 游美学务处另一项工作是筹建“游美肄业馆”——即留美预备学校。包括接收皇家弃园——清华园作为校址;招聘长顺等木厂整修工字厅(英文称它为“衙门”)、兴建“清华学堂”楼、校门、讲堂、斋舍、医院、教职员住宅;延聘教师(内美国教师 17名,包括9女,8男 );招收学生,一部分从各省招,一部分在北京招,一部分为第三批直接生中留待次年出国者;制定《清华学堂章程》;等等。 这个清华学堂成立之前的孕育期,被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清华的“史前期”。 1911年4月1日宣布肄业馆开学,经皇帝御批,正式定名为清华学堂,宣告清华学堂成立。学生460余人,教师30余人。周自齐兼任学堂监督,唐国安、范源濂兼任副监督。但此时唐国安因公务出国未及赶回开学,外务部临时任命颜惠庆为清华学堂“代理总办“。 不久,周自齐和唐国安完成出使任务,返回学堂,针对开学之初的无序现象,着手进行重整,聘张伯苓为教务长,实行“中五、高三制”,并且招了一届100名新生入学。 孰料开学甫半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堂受到极大冲击。清华学堂是皇帝敕令建立的一所皇家学校,它的英文公章镌刻为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直译为“清华帝国学堂”,一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称谓;现在皇帝垮台,学堂难免遭殃。 首先是经费断绝,袁世凯挪用学堂经费去发军饷。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反对将庚款退款用于派学生留美,主张用这笔钱修路开矿,再用赢利派学生出国留学。现在他成了实际掌权人,于是反对“庚款留美”的声音又起,“学堂不值得办”甚嚣尘上,学堂岌岌可危。这时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到前途渺茫,也自动离校,回家观望。 然而冲击更大的是,学堂主要负责人陆续弃教返政,脱离学堂。先是总办周自齐,加入北方议和团,“参预南北议和事宜” ;1912年1月不再担任清华学堂监督;3 月任山东都督;后入唐绍仪内阁,在内阁中先后任交通、财政、农商等部总长。 会办范源濂,也以“各省在京之士” 身份,随唐绍仪参与南北议和会议;1912年3月入唐绍仪内阁,先任教育部次长,后为总长。 代理总办颜惠庆,也于1912年3月入唐绍仪内阁,先任外交部次长,后为总长。 教务长张伯苓已在武昌起义前离开清华,回天津办南开。 清廷重臣成了民国高官,清华学堂一时群龙无首,成了弃儿。 就这样,在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月后,1911年11月7日,清华学堂宣布关闭。 但唐国安留下了。本来,他和时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既是留美同学,又是同乡,还是同宗兄弟,托他在政府中弄个一官半职不无可能,但他选择留下。在庶务长唐孟伦的协助下,维护好校园,度过惨遭洗劫的险关。待形势稍稳,立即考虑复校。 他把着眼点之一放在抓教学上,关键是要选好教务长,外交部的周诒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映入眼帘;着眼点之二放在抓经费上,奔走于外交部和财政部之间要钱,出入于华比银行和华俄银行之门寻贷。 1912年5月1日,在关闭5个月后,清华学堂终于宣布复校,重新开学。唐国安因复校有功,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周诒春被任命为教务长。 在社会大变动中,清华学堂几经曲折,诞生而后关闭,关闭而后重生,终于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这一年立了起来,使之享有“寿与国同”的美誉。日后,两块大匾“寿与国同”和“人文日新”,高悬于清华礼堂后壁墙上。 清华复校,并非简单地回复过去,而是着眼长远,打好基础。 首先改变领导体制。唐国安在清华学堂复校前夕,1912年4月7日,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向外交部、教育部呈报一份“撤裁学务处,归并学堂”的报告,要求将游美学务管理权统统划归清华学堂,由校长负责管理,“以一事权”。从此确立了学堂的统一管理体制。 同年10月,将“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清华学校”,这是为适应民国教育体制的举措,如此延续了16年,1928年改为大学。经两部批准,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周贻春为副校长,赵国才为教务长。这就是“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之称的由来。 由“学堂”改为“学校”,不光是“堂”与“校”一字之改,涉及许多内容,如将“中五、高三制” 改回为“中四、高四制”;中等科只招一年级生,高等科在京、沪、汉、穗四地设点招少量插班生;等等。改革进程经后任者周诒春继续,最终体现为新修订的《北京清华学校近章》,在唐国安逝世后1914年6月公布,它为清华学校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模式。 开学后,他认真贯彻《北京清华学堂章程》规定的“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学方针”。“德”指道德,“业”指专业,“进德修业”包含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意思,这对以后清华办学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重视学生的“灵性和道德教育”,培育青年学生的品德修养、爱国志向和社会责任感。 他重视教师在育人上的重要作用,慎重对待教师的选聘。 他重视学生的身体成长,成立校医院,聘请一位美国医生主持;他重视学生体育活动的开展,成立体育部,聘请一位美国体育教师教学生体育锻炼。 1913年初,他亲率清华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并荣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首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清华复校,最大、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经费问题。他巧妙地利用当初中美双方商定的“先赔后退”原则,即上海关每年划拨赔款退款,须先通过一个手续,作为美国退款,退交外交部,再由外交部按“专款专用”原则拨给清华,这样不致退款被中途截留,移充他用。他重申此款不应直接上缴财政部,也不应直接上缴外交部,为此给两部写报告,阐明原委,呼吁循例,以求经费问题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重新确认,使学校经费来源——也使得清华学校的存在,得到长久保证。 唐国安还规划学校未来的发展,关注校园面积的扩大。经过积极交涉,将清华园西侧近春园(废园)和畅春园东南隅(今西院)纳入学校的范围,至此校园面积陡增一倍有余,为日后学校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1913年夏天,清华学校有了第一届(1912级)毕业生,侯德榜等16名,由周诒春副校长带领出国留学。侯德榜先入麻省理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以后成为世界闻名的化工钜子。 当时在校生,日后在各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者还有:吕彦直(南京中山陵设计师)、杨永清(东吴大学校长)、戴芳澜(著名植物病虫害专家)、关颂声(著名建筑师)、金岳霖(著名逻辑学家)、吴宓(著名文学家)、涂羽卿(圣约翰大学校长)、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之父”)、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等。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唐国安积劳成疾,1913年夏心脏病加剧,有些重要的学校活动已不能参加。但他在病榻上仍积极为学校发展擘划。8月16日在病榻上签发要求将退款经费直接拨给学校的报告。清华校医博尔特医生(Dr Richard A. Bolt)在英文《远东评论》上发表的《北京清华学校》一文中写道: “唐介臣先生在革命那段艰难时期,为学校奋力工作,并争取到充足的经费,保证学校的运行。甚至当他因心脏病而卧床不起时,他关注学校的热情丝毫未减,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为学校的福祉筹划着。”(The Far Eastern Review,February,1914, P.368) 他自知沉疴难起,为使学校工作不致受影响,决定“自请免职,荐贤自代”,于8月21日递上辞呈,推举周诒春为接班人,继任校长。次日,1913年8月22日下午4时,未待上级批复,他便撒手人寰,病逝于清华园。壮年早逝,宏愿未酬,师生闻耗莫不深切哀惋。 回顾清华始创的历程,无疑多位领导人皆做出过重要贡献,但直接参与学校从孕育、诞生、重生、到初具规模的全过程、并在重要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者,当推唐国安先生,他为创办清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力,死而后已。 1913年10月28日,外交总长孙宝琦呈报大总统袁世凯,称唐国安“在外务部任职多年,创办游美学务处暨清华学校,始终其事,擘划一切,毫无贻误,此次因病身故,实是积劳所致,现拟酌给一次恤金1000圆,以示优恤”,经国务总理熊希龄、外交总长孙宝琦、教育总长汪大燮核准,袁世凯大总统予以批准。 1914年 4月12 日,清华学校为他立了一面纪念铜牌,悬于工字厅大门墙壁上,永志他始创清华的功绩。 唐国安办清华,可贵之处在于,官不在高,懂行则灵。他懂得教育,热爱教育,献身教育,是始创清华的实践者、领导者、奠基者。回顾清华校史,有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有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不也都是在懂得教育、热爱教育、献身教育的校长之治下取得的吗? 让懂得教育的人办教育,这也许是办好教育的一条规律——清华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清华的优良传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作者:唐绍明) (责任编辑:admin) |